茶的存在，有一定的被动性：无法选择所属之人，无法决定所用之途，无法契合所喜之水；茶的存在，也有一定主动性：即对人、水、具、流程很挑剔，决不苟合，更不会逢迎。鉴于此，人只能投茶所好，以赚取较好的享受。所以，茶虽受人用，但也被人恭敬，否则陆子的《茶经》又何以成为世代相传与尊宠的经典？
　　人生来好斗，也可以说好争，所以人类的词典里有了“斗争”和“争斗”两个词。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会让人生出不平静的情绪变化，并由此派生出人世悲欢。
　　按照传统的中国茶文化理论，茶是让心静的，茶是让人雅的，茶是让思维理性的，茶是让人平和的。照理说，“茶”这个字眼是很难被想象到与“武”这个字眼联系在一起的；而“武”这个字眼又极易让人与“兴师动武”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该词中的“师”，表面上是指“军队”，实际上泛指由人之体能、技能、物质器具等组合而成的“综合能量”，其用途是以“诉诸武力”的方式谋取一定利益，这个过程即是“战”。在中国的茶文化中，确确实实有“茗战”一词，即“斗茶”，这其实也算得一种“冷战争”，虽无火光血光，但那茶之芬芳，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硝烟”？“茗战”的目的，或为名，或为利，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乐”，有人因得名而乐，有人因得利而乐，有人因填补了空虚而乐，等等。
    在我国饮茶史上，斗茶最早大约出现于唐代中期。据《梅妃傅》载：
　　开元年间，(唐)玄宗与妃斗茶。顾诸王戏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光辉。斗茶今又胜我点。”
　　这是目前为止中国关于斗茶的最早记录。
　　历史上最讲究、最热衷于斗茶的，是宋代。唐代开始的斗茶之风在宋代时达到高峰，或许这和宋徽宗的“引领风骚”有关。赵佶曾著《大观茶论》，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天下志士，励志清白， 竞为闻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筐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干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他还盛赞“斗茶”为“盛世之清尚也”。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写道：“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这句话的意思是讲：为了向“天子”献上最好的北苑龙凤团茶，雄豪们要在上贡前先举行斗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