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斗茶，宋代唐庚在《斗茶记》中描绘：
  　二三人聚集在一起，献出各自所藏的珍茗，烹水沏茶，互斗次第。书中还谈到：斗茶的茶品，以新为贵；斗茶用水，以活为贵。
　　北宋江休复在《江邻儿杂志》中记载：苏东坡曾和蔡襄斗茶。仅就茶品来讲，苏不及蔡。但苏东坡深谙茶道，见蔡的茶水取自惠山泉，便灵机一动，自己在点茶时改用竹沥水煎，最终胜了蔡襄。
　　斗茶，在当时人们心里，是一种很郑重的博弈，“其间品弟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结果是“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到了南宋，不仅名茶产地及寺院有斗茶，就连民间也普遍流行茶之风。南宋画家刘柏年的《斗茶图卷》，便生动地再现了集市买卖茶叶时的斗茶群像……
　  四个茶贩模样的人，立于树阴下，各有一套装备齐全的茶担挑子，茶、杯、壶、水等一应俱全。一人正在提壶倒茶，两人已捧茶在手，另一个人正摇扇伺炉烹茶。画中人物，或凝眸杯中之茶汤，观其沫，察其饽，端量其华；或闭目细品茶之口感……一个个神态安详，神情专注，足见当时人们对茶用心之致。人物的刻画，多用铁线描，笔力飒爽、细劲，赋予衣饰与其身份相协调的质感，也使人眉目神情更加清朗、舒展、细腻。另外，画家以疏笔皴擦山石，以鱼鳞皴彰显松干之苍劲与斑驳，使人与物刚柔相济，相映成趣。淡墨渲染出的山与地，苍翠、舒朗、旷远，仿佛让人嗅得出茶香弥漫其间的空灵与秀润。整幅画作兼工带写，细致与豪逸并存，人物、茶事与环境，和谐并存，相得益彰，生动传神。
　　古人爱把茶比作佳人，所谓“佳人似佳茗”。“佳人”，仅就字眼儿本身就带给人赏心悦目的快感，更别说细寻思那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明眸善睐、体态婀娜的可人活物了；再若那佳丽能弹会唱善赋诗辞，那就更是养眼养心了。但中国古代兵法中有一“美人计”，这么一来，“佳人”依然是“佳人”，却让人下意识地与“阴谋”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佳人”给人的感觉也就大相径庭了，“可爱”一词儿是再难跟她们产生联系了。而用于“茗战”的茶呢？当它被人们演绎成沽名钓誉的工具，它还有多少雅气呢？
　早在日本大化革新（645年）之后，茶和饮茶习惯就传入日本。但到了宇多天皇时，他在宽平六年（894）采纳营原道真之议，永久终止遣唐使之派遣，中日文化交流自此中断。少了对唐文化的向往，间接影响了作为文人风雅表征的饮茶。另外，茶在佛教礼仪的应用过程中，渐渐形式化，缺乏了雅趣不说，而且在法会时煮茶已成为一种很繁重的劳务，同时也演变成奢侈浪费的事。到了天台座主（延历寺的住持）良源的时候，他订定了“廿六个条起请”，以端正僧纪，取缔山门恶习,山门兴盛的茶烟就此断绝。直到荣西（1141-1215）从宋朝再带回茶种，茶事在日本再度复兴，继而出现了斗茶。但饮茶到了后来，“大异世间常轨之请吃茶”（梦窗国师语），“而今有服茶而致病者”（实禅房语），甚至出现了“财物如山堆积，轮流做东斗茶聚赌，日日寄合”等社会乱象。因此，将军足利尊氏在建武三年（1336）十一月颁布禁止斗茶令，即《建武式目十七条》之第二条“可被制群饮佚游事”：
　　如格条者严制殊重，且耽好女之色及博弈之业，此外又号茶寄合，或称连歌会，及于莫大之赌，其费难胜计者乎！
　　茶从中国传到日本，期间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特别是当足利尊氏把茶会、连歌会和赌博、女色连在一起时，那些将茶视为仙药的祖师们又会作何感想呢？
　  茶，可以让人心平气和，眼明心净，与世无争，也可以成为人之筹码，与铜臭相融，与阴谋相渗。但人可以用茶去经营俗世荣辱与悲欢，人却不能改变茶之秉性：生于何处，茶便有何性。惟遇到适合之水、善茶之人与相宜之器具，茶才可以绽放出最佳的生命状态。所谓“茶缘”，其实是人、水、茶的三位合一。也就是说，茶的存在，有一定的被动性：无法选择所属之人，无法决定所用之途，无法契合所喜之水；茶的存在，也有一定主动性：即对人、水、具、流程很挑剔，决不苟合，更不会逢迎。鉴于此，人只能投茶所好，以赚取较好的享受。所以，茶虽受人用，但也被人恭敬，否则陆子的《茶经》又何以成为世代相传与尊宠的经典？
　　什么叫“外圆内方”呢？什么叫“活得有定力”呢？一个深悟茶道的人，是不需回答的。茶，不是叫人遗世孤立，而是让人于入世中求出世，于大热闹中谋大清静，于大俗中实现大雅。一把剑，可以用于庭院作摆件，也可用于强身健体，亦可以用于杀戮。剑，即是剑，一把无生无命的物件而已，与是非无关，本身亦无正邪之分，但作为由人制作、使用的工具，剑却会在不同的人手中制造出善恶有别的结果。所谓“境由心生”，善恶又何尝不是人之一念？人世悲欢又何尝不是人之心性使然？茶性即人性，这话能有几人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