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羡茶在唐朝达到了空前的鼎盛。唐朝中期，李栖筠任常州太守时，有山僧进阳羡茶，陆羽品为“芳香冠世，推为上品”，“可供上方”。经过陆羽等人的举荐，阳羡茶以其优良的品质被朝廷定为贡茶。据《宜兴县志》记载，当时出产贡茶的唐贡山，“在县东南三十五里，临罨画溪，以唐时产茶入贡故名，金沙寺即在其下”，这也就是今天的宜兴唐贡山、唐贡村的由来。
在唐朝的茶政制度中，设贡茶院生产贡茶。宜兴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岁贡阳羡茶万两”。唐朝采制贡茶是一件大事。贡茶开采时太守要亲临开园，征调万人突击采茶，贡茶制成后要张宴赋诗，蔚为盛事。由于唐贡山生产的贡茶是皇室偏爱的珍品，产量不多，极为名贵，故须通过驿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急送长安，称为“急程茶”。唐代诗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称：“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充分说明了阳羡茶在当时的至尊地位。曾在宜兴居住的著名诗人杜牧在《题茶山》诗中，也写下了“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泉嫩黄金涌，芽香紫壁裁”的名句。宜兴西南一山因此而得名“茗岭”。由于宫廷讲究茶事，地方十分重视，茶树由山岭野生成为作物栽种，并进而扩展到民间，饮茶之风由此逐渐推开。
据考证，唐人用茶与今人不同。唐人吃的是饼团茶，用茶时，先把饼团茶碾成茶粉，入开水锅烹煮，汤中加盐，调成咸味。皇宫贵族在烹茶时还要加点胡椒粉等调料，增加香味。煮成后舀入碗内，连汤带茶粉一同吃下，谓之“吃茶”。
与唐朝相比，宋代每年进贡的阳羡茶数量基本没有减少。阳羡茶不仅深受皇亲国戚的偏爱，而且得到文人雅士的喜欢。多次到宜兴并打算“买田阳羡，种橘养老”的大文豪苏轼，留下了“雪芽我为求阳羡”的咏茶名句。
元朝战事较多，但阳羡茶却因战争而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当时的需求量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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