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风气感染下，永嘉之乱后，从北方南渡的豪门士族也有不少喜好饮茶。
史载，三国东吴的韦昭，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县）人。少好学，善文章，著有《孝经注》、《论语注》、《国语注》等书。东吴末帝孙皓在位时，封高陵亭侯，迁中坊仆射，后为侍中，尝邻左国史。
也许长期生活在江南，他喜饮茶，却不善喝酒。偏偏遇上孙皓在位16年，常宴饮群臣，不醉无归。而且，还找来黄门郎10人，作为宴会监酒司过；宴罢，令各奏其过，以朝谑公卿，举发私短为欢。
酒量不过三升的韦昭，参加宴饮时，偷偷以茶代酒。结果，孙皓以不奉诏命，于凤凰二年（273年）收韦昭入狱。
不奉诏命罪，貌似因以茶代酒 起；其实，祸起于当年孙皓即位，欲为其父孙和入史书作纪，而修史的韦昭却以孙和不登帝位，只有资格作传，由此触怒孙皓。积前后嫌怨，韦昭在狱中也就难逃一死。
以士风而论，韦昭一介儒学之士，并非主张“任情废礼”的玄学，冲击传统旧礼法；然而，只要抗君命，逆龙鳞，一桩小小的“茶饮”事件，也会弄掉了脑袋。
汉末到晋末，士族阶层开始形成、发展。当时，战乱频频，社会动荡，士风活跃，传统的旧礼法不足以适应已变化的社会状态。
但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固然分明；就是士族与世族之间，世族与世族之间，也是等级森严，甚至不是门当户对，不通婚姻。《世说新语》录有二则有趣的“茶饮”故事：
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太傅禇衺（字季野）初过江后，来到苏州，正巧当地的豪强大族在金阊亭（今苏州阊门）会聚饮茶。
虽然禇太傅官高名重，但乍到江南，却不为人识。于是，被人吩咐左右特别“关照”：多斟茶水，不断添续，尽量少给佐茶的蜜渍瓜果，让禇衺始终吃不上。明知受到轻侮，禇太傅倒也沉得住气。
直至饮罢，他才徐徐举手，对众人报上姓名：“禇季野”。一下子，四座大惊而散，无不狼狈。难怪人称禇季野“皮里阳秋”，意即外表虽不言语，而四时之气蕴备。说来令人可笑，那时连饮茶也非得分个三五九等。
另一则故事与号称“仲父”的王导（字茂弘）有关。王导出身士族，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任丞相。当他悉知任瞻过江南渡，便邀上先渡江的名人贤士一起，列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迎接。
说起任瞻，字育长，乐安人，与王导属山东老乡，官宦子弟。年少时，颇有美名，形象俊朗，神明可爱。当时的权贵王戎选女婿，任瞻被列入四名候选之一。可是，他自过一江，人便变糊涂了。 王导与任瞻一见面，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众人入席坐下，茶水一送上来，任瞻便问：“此为茶为茗？”茗，即晚采的茶叶。旁人一听，面露怪异的神色。
任瞻觉察后，又自我解释：“刚才问是热的，还是冷的？”尽管如此，王导还是按照昔日在北方时一样，热情相待。
这种待人之道，容人之量，可见王导历仕元、明、成三帝，二十多年间，能够领导南迁士族，联合江南士族，稳定东晋在南方的统治，自有过人之处。
茶饮，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既平常又普通，却可窥魏晋风度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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