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普陀山作为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庙宇林立，极盛时拥有普济、法雨、慧济三大禅寺，88座庵堂，128座茅篷，号称“五百丛林”。过去山上土地归寺庙所有，茶叶最初由僧侣栽培制作，用以供佛和敬客，故名“佛茶”。
普陀山佛茶
其次，对于普陀山佛茶的由来，民间有几种说法也都离不开佛教。一是山上一草一木，命名都与佛教有关，佛地上所产茶叶，故名“佛茶”。二是山上僧人参禅打坐，须饮茶止困，相传佛茶久饮可以长寿和常年不病，称为“仙茶”。当佛教传人中国后，普陀山自唐始成为佛教圣地，为了与佛国共依存，故将“仙茶”演变成了“佛茶”。三是普陀山僧侣们起初在诵敬拜佛之余，采摘山周围的野山茶，在锅里炒制成卷曲形于茶，相互间作为一种礼品赠送。后因其香气特别，滋味鲜醇爽口，喝入口中，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故称它为“仙茶”。僧侣之间会友交流佛事，也喜欢用此茶招待客人，平时品饮，更是离不开一杯香气浓醇的“仙茶”。渐渐朝香的信徒也兴起以喝“仙茶”为荣事的习俗，拜佛之后不忘带点佛茶回家供于佛像前。僧侣品茶先敬佛后敬客，又因“仙茶”产于佛国普陀山，便改之叫“佛茶”。以上各种说法内容相近，只是过程略有差异。此外，因为普陀山佛茶茶园主要分布在最高峰佛顶山一带，顶峰湿度大而气温偏低，茶叶常年生长在漫漫云海之中，故又称“普陀山云雾茶”、“佛顶云雾”。佛茶的早年外形似圆非圆，似眉非眉，形似小蝌蚪，亦称“凤尾茶”。
普陀山产茶，究竟起于何时?考证甚难。相传晋朝葛洪居普陀山，独坐洞井，曾用“仙人井”水煮普陀茶，饮茶止困，通宵达旦，合药著书。至今仙人井遗迹尚存。普陀茶从诞生之日起，就与道教有着因缘。而“佛茶”之名则比较晚，具体年代无从考证。追溯普陀山“佛茶”的发展，大致历经了中国盛唐以来各历史时期。
1．肇始于唐
普陀山佛茶生产历史悠久，大约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或五代十国时期，其时佛教正在中国兴盛起来，普陀山也成为佛教圣地，山上古刹甚多，而僧人大多嗜茶，因此在寺院周围选择佳地，栽培茶树。据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荼。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代佛教的兴盛使寺院经济得到高度发展，佛茶也随之形成一定规模。僧人利用寺院优越的自然环境，大种茶树，佛茶由此产生。到中唐时，全国崇尚饮茶之风，佛茶也不甘落后，特别是佛教四大名山都已产生了名茶。茶供佛教徒坐禅驱睡和招待香客、游人，在佛门中广受欢迎，寺院僧人饮茶成风。杜牧诗写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荼烟轻扬落花风”，就生动地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使僧人加强了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就有了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寺院茶在江南尤为兴盛，如顾渚山贡茶院，地方长官将南朝陈时原建于武康的吉祥寺匾额移来，由寺僧负责看管，是中国贡茶与佛茶合一的最早范例。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品质最佳。君山银针，则产于君山白鹤寺。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代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在其中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普陀山地处盛产茶叶的江南，自唐始成为佛教圣地，山僧于盛唐、中唐时种茶、饮茶自在情理之中。
2．初兴于宋
据《普陀县志》记载，普陀山产茶历史悠久，宋代已盛。宋代是中国历史上茶文化高度发展并迅速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寺院茶得到极大发展。宋代以后，南方凡是有条件种植茶树的地方，寺院僧人都开辟为茶园。由于佛教寺院大都建在群山环抱的山腰峡谷之中，自然条件好，因此种植出许多名茶。如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尤善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有名的碧螺春茶。
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开始，中央王朝开始顾及普陀山僧的吃饭问题，为表达对观音大士的虔诚，帝王在派人朝觐之余，还不断地划拨周边田亩供僧。据史载，从宋嘉定七年（1214）到元泰定四年（1327），朝廷先后五次赐予普陀寺院官田3093亩，山l000亩。宋淳祐八年（1248），理宗又下诏免全山租役，时有常住田560亩，山l607亩。僧田供斋粮之余，部分也用来植茶。佛茶除供佛外，少数也用来敬客。
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三月十五，文学家史浩偕鄱阳程休甫游普陀，在佛寺题写《留题宝陀禅寺碑碣》云：“绍兴戊辰三月望……由沈家门泛舟，遇风挂席，俄顷至此。翌早，恭诣潮音洞，顶礼观音大士，至则寂无所睹。炷香烹茶，但碗面浮花而已……有比丘指日：岩顶有窦，可以下嘲。攀援而上，瞻顾之际，瑞相忽现。金色照耀，眉目了然。二人所见不异，惟浩更睹双齿洁白如玉。”潮音洞在海岛东南紫竹林庵外，两侧崖高约10米，纵深30余米，洞脚插海，外宽内窄，岩顶有穴，称“天窗”，洪涛昼夜春撞，声如轰雷，遇大风则浪花飞溅出窗，似巨鲸喷水，传为观音灵现处。史浩也是著名的南宋史家三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之一，为人正直，后因在宋孝宗时期为抗金名将岳飞昭雪冤狱而名震朝野、留芳千古。史浩曾在舟山任过昌国尉，他的踪迹被记载在数部普陀山的志书中。此次莅山，他与友人程休甫一早到达潮音洞，洞内很冷清，没有什么可看的，史浩便在潮音洞炷香供茶礼佛，只见盏浮花瑞。饭后在僧人的指点下，攀上岩顶洞穴瞻顾，有幸见到了观音大士现身。
南宋宁宗时期，“史卫王，弥远，前游普陀，见大士于茶树上，示一目。盖二十年宰相之谶也”。史卫王，即史弥远。也是史浩之子，同其父一样走运，一日游普陀时也亲睹观音显圣，而且是“二十年宰相之谶也”。据历史记载，史弥远在宁宗、理宗二朝为相二十六年，而且封官加爵不衰，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了一位职业政治家。此后，史弥远就常为普陀捐资修缮殿宇廊房。还赋诗一首礼赞观音：“南海观世音，庄严手挥尘；悠忽妙色相，救苦渡众生。”到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他又向宁宗奏请，将宝陀寺列为江南“教院五山十刹”之一，使普陀山更加声名远扬。此次传说观音现身的地方就在普陀山的茶树之上，这又为普陀山佛茶增添了一道神秘色彩，佛茶的佛缘也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元朝皇帝笃信佛教，普陀山作为观音的道场，具有无上至高的地位，朝廷经常降香饭僧，割舟山本岛及宁波的田山供僧。如元大德五年（1301），集贤学士张蓬山奉旨进香，赐普陀田、地、山达4000多亩。而同行者就有当时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颊。再如皇庆二年（1313），皇太后遣使来山进香，命江浙行中书省拨钞868锭，买田3顷赐宝陀寺等等。这些官助是历史上普陀山佛教得以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僧田有供斋粮有供植茶，佛茶生产继续发展。但元朝寿命很短，未曾留下史料。
3．彰显于明
明朝时，普陀山佛茶经普陀山僧和居民精心培植，以其独特的风味享有盛名。有关普陀佛茶的记述在明代的志书文献中也很多。
明神宗万历年问，宁绍参将侯继高在《游补陀洛迦山记》中写道：“又三四里，日千步沙。有僧大智，自五台山来，卓锡于此，结茅以居，日海潮庵……庵之后山顶有泉，大智命其徒贯竹引之，瀹茗味殊甘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十六日，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饼茶为散形叶茶所代替，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茶的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开千古清饮之源。明人称这种饮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侯继高的这段文字反映了当时普陀山寺庙中佛茶的瀹饮之法。
明代，普陀禅僧嗜饮佛茶，高雅者爱茶及壶，茶具收藏也随之丰富。据《中国历代宜兴紫砂名家雅士年表》载，普陀山白华庵最早两任住持昱光如曜、朗彻性珠“师徒蓄金石书画文玩茶具而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茶具。不少研究紫砂历史的学者提到，昱光如曜制有一壶，盖内钤“白华庵”阳文小篆方印，壶底楷书铭四行，每行六字曰：“清人树涤心泉 茶三昧 赵州禅 佛生日丙申年 如曜铭 赠天然”。此壶铭于万历丙申，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赠送的对象似是其时海潮庵住持天然如寿。紫砂茶壶的产地主要在江苏宜兴。明代茶道艺术越来越精，茶具开始改革创新，小型精巧化的宜兴砂壶应运而生。据《阳羡茗壶系》一书记载，明代人收藏紫砂壶：“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可见紫砂茶壶当时已是价值昂贵。白华庵此壶在中国紫砂壶艺史上影响很大。紫砂壶之所以能名闻天下，与士大夫赏其朴雅，嘉其制作有很大关系。紫砂古朴典雅，可以铭刻诗词书画，由此成为一种造型艺术作品。有研究者认为，紫砂真正的“文人化”题铭刻画首推昱光，他开创了撰写壶铭并落款的先河。白华庵内有如此精致的紫砂壶，一定也有无与伦比的茶叶待客。据明代文人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述：“普陀老僧贻余小白岩荼一裹，叶有白茸，瀹之无色。徐饮觉凉透心腑。僧云，本岩岁只五六斤，专供（观音）大士，僧得啜者寡矣”说明普陀佛茶仅用于供佛，连和尚也大多不能享用，足见其珍贵。李日华是董其昌等人的朋友，官至太仆少卿，工书画，精鉴赏，世称博物君子。考察董陈与昱光、朗彻的关系，这送佛茶老僧很有可能就是白华庵主人。白华庵主人常与僧俗两界人士共同品茶话禅。时有僧人释来向云游普陀，在《宿白华庵访赠朗彻禅师》一诗中写到：“未觐慈颜礼洛伽，白华林里道人家。峭崖凿透千年石，古树锄开万丈霞。舌卷潮音谈妙义，麈挥云影笑空花。相逢洗我风尘色，夜静烧铛雪煮茶”。朗彻禅师用积攒的雪水为来向烹茶，也使人联想到《红楼梦》中妙玉以经年贮藏的梅花上扫得的雪水烹茶。当时还有许多文人雅士写诗与白华庵主人唱和，其中一位就是著名文学家屠隆。
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宁绍参将衔侯继高主持编纂《补陀山志》，将文学家、戏剧家屠隆请到普陀山参与工作。屠隆住山纂志时，把庵堂中烹茶接客的茶室名之为“静室茶烟”，列入普陀山十二景目之一，并赋诗一首：“萧萧古寺白烟生，童子烹荼煮石铛。门外不知飘急雪，海天低与冻云平。”在寺院中清净地品味清香的热茶，连门外的天寒地冻都忘记了，说明在当时，寺中用佛茶待客已成惯例。
明万历末，中书陆宝莅临普陀，为后人留下了《游补陀记》：“补陀，为震旦名山之一……今春二月，风日晴羡，思得乘流纵棹，作三十年未了缘……忽有小塔卓地，双扉隐隐。自篱落闯入。客曰：‘此金刚窟也。’窟负一大石岩，形如覆孟。窟前修廊百步，冠以岑楼……有僧雏荐香茗，一啜至尽”。与李日华一样，陆宝也是山僧荐茶。游山玩水尽兴之余，口干舌燥，有“僧雏”荐茶，所以“一啜至尽”，牛饮也能反衬出佛茶的“味殊甘冽”。
此外，明代李桐、邵辅忠等人也对普陀山佛茶多有颂咏，如“山山争说采香芽，拨雾穿云去路赊。制就漫将炉火试，氤氩佳气遍僧家”（李桐），“菩提那不是莲花，雷荚云林长露芽。山气谁嘘晴不散，半笼祗树半笼荼”（邵辅忠）等。
4．贡茶于清
进入清代，普陀佛茶不仅被普陀山佛道两门视为防治百病、排毒养颜、久服轻身而延年益寿的养生饮品，而且曾作为贡茶敬献朝廷。
民国时期，由于普陀山轮渡通航，香客及游览者大增，对佛茶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从而促进了佛茶的发展。1915年普陀山佛茶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银奖，扩大了国际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普陀山佛茶茶园扩展较大，并建立了茶场。但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浩劫，使普陀山又一次遭受劫难。观音佛像几乎百分之百被砸。寺院僧尼除四十多个老弱病残、无家可归者允许留居外。绝大多数僧侣被遣散回原籍劳动，许多人被迫还俗。曾有观光者作诗云：“普陀残破实堪惊，南海观音只具名。妙相万千成粪土，禅林三百剩虚楹。磐陀龟石空相对，紫竹潮音幸有声。小佛垂眉登大殿，尼僧兀自唱凄清。”普陀山佛教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佛茶亦中断。直到1977年浙江省提出要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名茶生产，将普陀山佛茶列入其中。1978年，普陀县农林局、县土产公司组织人员，在普陀山林场、桃花公社茅山大队茶场恢复试制佛茶，并邀请茶学家唐力新等指导。1979年，普陀县邀请江苏省碧螺春名茶师来传授技术，通过改进工艺，形成独特的“似螺非螺、似眉非眉”的“佛茶”外形，并正式定名为“普陀佛茶”。
普陀山佛茶的鼎盛时期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80年以后，普陀山佛茶恢复生产，并开始正式对外销售。1981年即在首届浙江名茶评定中被列为浙江省八大地方名茶之一。1983年又在浙江省名茶评比中获省“名茶证书”。近几年，普陀山佛茶不仅频频在全省、全国名茶博览会上获奖，还三次获得国际名茶评比金奖，不愧是中华茶文化与佛教文化完美结合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