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茶，即产茶地向皇室进贡专用茶。向朝庭贡奉各种乡奇特产，是封建社会早有的定俗。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即有关于中国最早贡茶的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西南巴、蜀等国向武王进贡盐、铁、茶、蜜的史实。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025年周武王姬发率周军及诸侯伐灭殷商的纣王后，便将其一位宗亲封在巴地。这是一个疆域不小的邦国，它东至鱼复（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城），西达□道（今湖北宜宾市西南安边场），北接汉中（今陕西秦岭以南地区），南极黔涪（相当今四川涪陵地区）。巴王作为诸侯，理所当然要向周武王（天子）上贡。《巴志》中为我们开具了这样一份“贡单”：五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鴙﹑黄润鲜粉。

　　既是贡品，一定珍贵。但巴王上贡的茶却是珍品中的珍品。《巴志》在这份“贡单”后还特别加注了一笔：“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上贡的茶不是深山野岭的野茶，而是专门有人培植的茶园里的香茗。

　　《华阳国志》是我国保存至今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作者是东晋时代的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人，是一个既博学﹑又重实地采访的司马迁式的学者，他根据非常宏富的资料，于公元355年前撰写了这本有十二卷规模的书。

　　周武王接纳了茶这宗贡品后是用来品尝﹑药用，还是别有所为，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我们从《周礼》这本书中似可探知这茶还有别的用处。《周礼·地官司徒》中说：“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即古茶字。掌荼在编制上设二十四人之多，干什么事呢﹖该书又称：“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征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原来茶在那时不仅是供口腹之欲，而且还是邦国在举行丧礼大事时的必不可缺的祭品，必须要有专门一班人来掌管。

　　此外，《尚书·顾命》中说道：“王（指成王）三宿﹑三祭﹑三诧（即茶）。”这说明周成王时，茶已代酒作为祭把之用。

　　由此可见，茶在三千年前的周代时，即已有了相当高的地位。而在《诗经》中，“荼”字何以屡屡出现在像《谷风》﹑《桑柔》﹑《鸱鸮》。《良耜》﹑《出其东门》等诗篇中，便不足为怪了。

    茶为贡品、为祭品，已知在周武王伐纣时、或者在先秦时就已出现。而茶作为商品，则现在知道要在西汉时才出现。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正月里，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王褒寓居成都安志里一个叫杨惠的寡妇家里。杨氏家中有个名叫“便了”的髯奴，王褒经常指派他去买酒。便了因王褒是外人，替他跑腿很不情愿，又怀疑他可能与杨氏有暧昧关系，有一天，他跑到主人的墓前倾诉不满，说：“大夫您当初买便了时，只要我看守家里，并没要我为其他男人去买酒。”

    王褒得悉此事后，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以一万五千钱从杨氏手中买下便了为奴。

    便了跟了王褒，极不情愿，可也无可奈何，但他还是在写契约时向王褒提出：“既然事已如此，您也应该向当初杨家买我时那样，将以后凡是要我干的事明明白白写在契约中，要不然我可不干。”

    王褒这人擅长辞赋，精通六艺，为了教训便了，使他服服贴贴，便信笔写下了一篇长约六百字题为《僮约》的契约，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劳役项目和干活时间的安排，使便了从早到晚不得空闲。契约上繁重的活儿使便了难以负荷。他痛哭流涕向王褒求情说，如是照此干活，恐怕马上就会累死进黄土，早知如此，情愿给您天天去买酒。

    这篇《僮约》从文辞的语气看来，不过是作者的消遣之作，文中不乏揶揄、幽默之句。但王褒就在这不经意中，为中国茶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僮约》中有两处提到茶，即“脍鱼炰鳖，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意为煎好茶并备好洁净的茶具，“武阳买茶”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武阳(今成都以南彭山县双江镇)去买回茶叶。

    对《华阳国志·蜀志》“南安、武阳皆出名茶”的记载，则可知王褒为什么要便了去武阳买茶。

    从茶史研究而言，茶叶能够成为商品上市买卖，说明当时饮茶至少已开始在中产阶层流行，足见西汉时饮茶已相当盛行。

    在此还有必要赘述一点，美国茶学权威威廉。乌克斯在其《茶叶全书》中说：“5世纪时，茶叶渐为商品”，“6世纪末，茶叶由药用转为饮品。”他如果看到王褒的这篇《僮约》，恐怕不会说如此武断的话，因为《僮约》提到“武阳买茶”这件涉及商品茶的事实的确切时间是公元前59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比《茶叶全书》所谓的5世纪要提前五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