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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西南第一关
桐木关，在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距市区西南65公里，是旧崇安闽赣边界由西至东九座古关隘中的第一座，也是唯一保留下完整关隧并复建有城楼的关隘。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武夷山脉大裂谷”的最高垭口，海拔1135米。数百公里长的闽赣断裂带就从该关隧穿过。该关口因山多油桐树而得名。
桐木关周边风光雄奇。立关北望，两侧高山耸峙入云，“V”形笔直的闽赣断裂带大峡谷犹如一道天堑，直向江西铅山县伸展，景观极雄奇壮丽。它南侧有海拔1776米的香炉峰，朝暮之时，紫烟袅袅；北偏东是有华东屋脊、东南大陆最高峰之称的海拔2158米的黄岗山。登临黄岗山巅峰碣石，俯仰周遭，山腾细浪，云浮微沫，日月摩肩，令人心旷神怡，豪情万丈。
明末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记道：桐木关自古“筑垣而驻戍卒，以坚防守”“设关楼敌台，盖江（江西）闽（福建）多故时防御处也。”闽赣古道贯穿其间，系古代交通与军事要塞；在武夷山九大雄关中地位仅次于分水关。因此这里从古代到近代鏖战不休，不知多少前人的头颅鲜血抛洒在这里。每当风过林梢，仍似千军万马过境，无数魂灵哀号。
横空出世茶凤凰
《中国茶经》记述：在桐木关下的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村有个叫庙湾的自然村，当代茶界泰斗张天福先生曾题词“正山小种发源地”。据该村江姓红茶传人世代相传:桐木村明代就盛产茶叶。在明末的某年，时值采茶季节，一支北方军队从桐木关入闽，路过庙湾村时强行驻扎茶坊。这些连日跋山涉水疲惫不堪的丁兵，简单吃喝完便和衣躺在用布盖着的松软的茶青上鼾睡。待官兵开拔后，茶农发现辛辛苦苦从漫山遍野采摘来的茶青因受压发热变成暗红色。茶农心痛不已，便把茶叶搓揉摊开。因下雨无法晾晒，就近取来易于点燃的带油脂的马尾松干柴烧火烘焙。如此烟熏火燎焙干的茶叶色泽乌黑，虽品相异常，但有种甜丝丝的醇香，泡出来的茶汤亮红色，有类似于桂圆干的焦香味。茶农便将它当作次等茶叶带了少量到当年已成规模的星村茶市试卖。这种虽有桂圆馨香的茶叶，在星村茶市，并不受各路茶商认可。
一次，一位在桐木传教的洋人要回欧洲，想带几斤茶叶送给亲友品尝，却不料家家户户都无存货。当问到姓江的农户时，农户如实相告只有这种变黑并有烟味的茶叶了，愿意便宜点卖他。没想到，第二年该传教士托人找到这茶农，还要那种“小有的品种”茶，并愿以高于原来的价钱订购，这就是红茶鼻祖、后人所称道的“正山小种红茶”。这种茶叶武夷山人并不喜欢，国人也不青睐，没想到欧洲人却对它如痴如醉，黑乌鸦变成了金凤凰。桐木红茶的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后来被百姓戏编入顺口溜《武夷十八怪》中的“红茶崇安人不爱，正山小种国外卖”。
越洋万里皇妃笑
当年，出入桐木山区的物流与旅人多行走江西河口方向。那位带着“正山小种红茶”的传教士，他出了桐木关，沿着大裂谷下到铅山县河口码头，顺信江溯赣江，出韶关抵广州，下西洋达欧洲。欧洲人第一次见识了具有琥珀红汤汁、桂圆味甜香的武夷山带来的红茶，如获至宝，很快引起轰动；对“神秘东方”中国与“物种宝库”武夷山更加向往。他们因此就直接称这种茶为“BOHEA”即“武夷茶”。“武夷茶”从此也成为欧洲人对红茶的一种称呼。
红茶这一神秘饮料，让极具商业头脑的荷兰人捕捉到了第一个商机。1610年，红茶由荷兰人输往欧洲，揭开了武夷红茶海上贸易之路的序幕。武夷红茶真正开始扬名英国，是在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带去的几箱武夷红茶作为嫁妆之时。从此，喝红茶成了英皇室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凯瑟琳皇后的推崇，饮用红茶被引入贵族阶层，随后在英国上流社会流行。发源于英国的以茶为媒介的“下午茶”、“茶话会”，也是当年贵族邀请宾朋品尝红茶的聚会并逐渐演绎成盛行于今日世界各地的社交风尚。
红茶的流行，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名符其实的“红颜祸水”“血色魔液”，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与世界的动荡。欧洲大陆对武夷红茶的温文尔雅的喜好，很快演变成了狂热追捧，并进一步引发了世界贸易与政治局势的剧烈动荡。由于饮茶风日盛，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人在茶叶贸易上的争端迅速升级，导致了两度的英荷海战。英国在海战中最终胜利，国际茶叶贸易便由英国垄断。
茶叶贸易给大清帝国带来巨大的财富,使世界上80%的白银都聚集在中国。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扭转这一巨大的贸易逆差局面，专门成立了“茶叶委员会”。一边从武夷山盗取茶叶种子与制茶技术在印度试种加工，一边生产大量鸦片倾销中国，以毒品换取茶叶。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除了赔银割地外，还被迫“五口通商”。当年五个通商口岸中福建就占了两个，即厦门和福州。英国人所以要求在福建开两个口岸，主要原因也是为更便捷地收购运输以武夷茶为代表的福建茶叶，其中红茶是他们的重要目标。
归去复来又沧桑
武夷山在鸦片战争前，茶叶就主要用于外销，并发源了两条著名的“万里茶路”。一是越过武夷山各关隘北上俄罗斯的陆上茶路，称为“恰克图茶路”；二是“独口通商”时期以水运为主的运往“广州十三行”的茶路，称为“广州茶路”。五口通商后，包括桐木红茶在内的武夷茶不再走上述“茶路”，而是下建溪入闽江出马尾直接漂运南洋远贩欧美。这一时期的武夷山茶业进入历史巅峰时期，无山不种茶。据史料记载，1853年红茶出口量才占总出口量的5.7%，至1860年增长到42%；到1880年福州输出茶叶达80.1万担，其中红茶占64万担。
武夷山大量产茶并出口，给旧崇安带来了巨大的财富。闽北清季有谚语：“金崇安，银浦城，铜延平，铁邵武，纸糊福州城，豆腐建宁府”。“金”“银”指的是富庶。五口通商后的茶叶生产与外贸，成就了一大批的武夷闽商。但物极必反，包括红茶在内的茶业在崇安的过度发展，也曾经给武夷山带来惨痛的生态灾难与战争荼毒，民不聊生，生灵涂炭。
肇始于桐木关的武夷红茶，在上个世纪“城头频换大王旗”的动荡年代因为茶路阻断，其生产、流通及消费进入了低谷，解放后曾一度绝产。但它却在异地他乡得到不断繁衍、创新，子又生子，孙又生孙，发展出了当今世界数十个红茶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