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莫言的文章，读到一首他写的小诗，名字叫做《赠星村茶厂主人》。
武夷形胜地，茶叶堪称王。
一袭大红袍，千里闻异香。
品高何畏妒，味厚咒无伤。
俯首勤耕耘，锁口止诽谤。
诗的前两段赞美武夷山和大红袍很好理解，后两段笔锋一转进入了“抒情”的层面。熟读古诗的朋友都知道，中国文人大都喜欢借物抒情，先赞叹一番大好河山风土人情，但重点多在抒发自己的心中感情，莫言的这首小诗也是如此。
从抒情的内容来看，我们的小说家好像心情还不怎么好，又是被“咒”，又是要“锁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八句诗中看似水到渠成的起承转合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秘辛。
2005年11月27日，莫言先生参加《北京文学》在武夷山举办的“全国中篇小说年会”，年会召开前，武夷山市文联主席赵勇先生陪同着莫言先生观览武夷山水。恰逢知音，此间二人相谈甚欢，莫言先生十分尽兴，游毕他写下了“武夷形胜地，茶叶堪称王。一袭大红袍，千里闻异香”四句诗。
随后，年会正式开始，这其实本只是一场墨客间彼此交流的文化盛宴，不想，其中却发生了一段插曲，就是著名青年文学批评家李建军和作家莫言发生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李建军先生在与会发言上将矛头直指莫言先生，一席话，语惊四座。批评主要围绕两件事展开。
第一件事是，美国有一个教授约默斯·英格在一篇文章《史诗般的小说，一流的中国作家》中说：“莫言是世界级的作家，可能是鲁迅、老舍以来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李建军批评莫言先生把它印到自己的散文集后面。
莫言当时事先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仓促应答，解释这个事情：
“第一外国人怎么说我无法封住人家的嘴巴，第二我对我自己的创作还是有自知之明，再怎么狂妄我也不敢说比鲁迅老舍才华大，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为什么这样一段话会出现在我的书封底上呢？这是出版商的操作，还有比这段话更过分的话又被别的书商印到封底上去了，我也很不满意，去质问他们，他们说要卖书。”
第二件事是批评了莫言等四个作家去北大参加瑞典文学院和北大合办的斯特林堡讨论会的事，这事又涉及到了诺贝尔奖项，甚至是莫言的个人私生活。
这下彻底把莫言激怒了。在事后的回忆中，莫言仍然觉得非常气愤。
“他的批评相当尖刻，我记不住他的原话，也就不必再说，免得出错。我说会总是要有人去开，关键是要看我们在会上说了什么。”
“我觉得李建军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一个有个性的批评家，但我们谈文学应该从文本出发，批评更要从文本出发，不要关心文本之外的作家的私生活，这没有意义，因为每个人的私生活都不是白璧无瑕。”
对于当天在争吵过程中的发言，莫言也有些懊悔，当时不该意气用事。
“我觉得我在那次争论中犯了两个愚蠢的错误，相当弱智。我在发言中也脱离了李建军的批评文本，这是让我感到非常后悔的。我当场就对他表示了道歉。另外一个愚蠢的错误，就是在争论中涉及到了不在场的人，在此我也向他们遥致歉意。”
话虽这么说，这件事还是让莫言心中很不愉快。
会后，武夷山星村一茶厂厂长邀请莫言先生去品饮大红袍，莫言也就欣然前往。
忘我唯好茶，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鸟语花香和大红袍的幽、韵、绵长中，尘俗之事慢慢涤清。
如果说几日前莫言对大红袍的品饮还停留在感官上的享受，此时，结合会议的时景，不知几番思潮翻涌，领晤了茶中旨意：凡尘俗世，唯心而已，放下，即是对世事最好的人生仪态。莫言一边品茶，一边感叹：
“如今，在作家和读者之间，掺着一个媒体，掺着一个市场经济，掺着一群商人，掺着一个败坏的社会风气，把很多简单的事情变得非常复杂。
这件事是一个深刻教训，我认识到，一个写小说的，对商业和文坛上的所有人，都应该敬而远之。
我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写小说，写小说，写小说。”
于是，莫言又在“武夷形胜地，茶叶堪称王。一袭大红袍，千里闻异香”之后续上了诗的后四句：
“品高何畏妒，味厚咒无伤。俯首勤耕耘，锁口止诽谤。 ”
此后，莫言专心创作，不问是非。
一年之后的2006年，莫言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荣获颂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六年之后的2011年，莫言长篇小说《蛙》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七年之后的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诺奖之后的莫言，在被问到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时，他说：
“希望能在一个靠山、靠水、安静的地方住下，房子里摆放着古老的木头桌子，泡好一杯茶，然后开始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