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基本上依据《范和钧回忆录》的记载：于1940年开始建厂，历时约两年，采用新式的机械生产方式，并鼓励茶农自产自销为其代工，尤以藏销紧茶为多，实验茶厂至1942年生产第一批产品，基本上佛海茶厂在生产条件上有几项不同于产中国勐海厂时代的特色可供参考：

 

　　一、生产是采用机械生产，产量必定较大，于新中国成立由唐庆阳先生接管之时，生产器械已遭盗卖，生产环境恶劣，反而不如佛海茶厂时代的生产环境，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佛海茶厂时代的产量可能远比想像来得大。

 

　　二、佛海茶厂时代，是与私人茶商争利的时代，不但有白勐惠先生创办的南糯山茶厂外，尚有私人商号生产，故在原料竞争上，范先生采用对茶农统一运销，取得原料的主导权，相对的为红印圆茶品质的稳定性提供了主要的证据，毕竟建厂第一批茶品，品质优良乃想当然尔的事，但其亦生产了许多绿茶及红茶，圆茶只是其中一部份的产品。

 

　　三、在佛海实验茶厂投入生产之前，亦对私人茶商收购紧茶及圆茶，故虽然至1941年佛海茶厂方正式设入生产，但1940年佛海茶厂亦有对外销售茶品，运用的正是代工的方式，其后此种收购成品，再由佛海厂销售以补产量不足的策略，便一再的运用，故如果红印是佛海茶厂时代便已生产的话，其年份可推前二年是可想而知的。（根据文献《佛海茶庄发展史略》1940年，佛海实验茶厂，抛出大量资金高价收购已加二紧茶三万五千多担及圆茶七千多担创佛海最高产量）。

 

　　如果红印是生产在佛海茶厂时代，则生产的红印圆茶年份较早期的产品，即为甲级红印及早期红印（大字红印），基本上甲级红印分前期及后期，而早期红印则制作时间较长，配茶风格变化亦大，可知昔年生产环境不稳定所影响，而甲级红印据香港老茶楼老板的说法，此乃当年要求依据蓝宋聘号（陈期七十五年）配方所订制的茶品，故配茶风格较为稳定，采用“加重萌芽”的作法，故茶性远比一般红印刚烈，兰香较强且韵味丰富，依据艉品饮蓝标宋聘的经验来看，风格十分接近，但甲级红印的茶韵却更为刚烈。

 

　　故早期红印圆茶及甲级红印圆茶在年份上的推断约为1940至1950年（其中尚需扣一九四二至四四年停产）且1947至1950年依据《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记载，受战争后百业萧条的影响，生产量大是十分低潮的，故推断大多数的早期红印为1940年至1947年左右的产品。年份的推断至此应该相去不远矣。

    　　另外一种看法则是认为，红印圆茶采用的印刷字版为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是自一九五Ｏ年后方有的称谓，之前在范和均时代使用的名称为“中茶贸易公司”，所以认为红印茶系的产品均为五Ｏ年代后之产品，其红色的包装风格亦代表红色的新中国生生不息的意义，且八中标志的登记始于五Ｏ年代，故认为红印茶系皆始于五Ｏ年后，我个人认为此种说法亦有几点看法可供同好参考。

 

　　一、勐海茶厂时代与勐海茶厂时代，并非同一个体系的承袭，在政权上代表了国民党的败退及新中国的诞生，而佛海茶厂亦由唐庆阳先生（凤庆茶厂）另行由宜良茶厂及其他茶厂调配技术人员前往复产，（取自进出口公司志）故可知其与范和钧时代并未有取袭性，并且其接收的茶厂应为南糯山茶厂即白孟愚先生的茶厂，并非佛海茶厂，因为设备多已流失。故资料是否延续大有疑问，八中标志自五Ｏ年始，乃是新中国成立之故，若之前未有政权交替则应是无可挑战的说法，但在佛海茶厂那个战事交锋的年代，自一九四二年便已停工，一九四八年有小量复产且由谁复产已未可知的混乱年代，是否已有八中标志便用并在五Ｏ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始沿用并登记亦未可知，但亦仍须许多资料作证方可有定论，至少此亦为可以讨论的观点。

 

　　二、一九四二年佛海茶厂停工之后，在撤退之前将许多原料成品存于堡山，且由于战乱之故，云南茶叶几近停摆，许多私人商号应有些许成品及原料囤积，故亦有可能在一九五Ｏ年复产之后，用库存老料压制，而包装则为红色字样代表红色江山新气象的红印包装。关于此点我亦与周渝先生日前茶叙中提及，并持相同的看法，我亦提出了一项佐证即为：红印圆茶及红印铁饼并非单一年份的产品，包装风格亦有不同，且大字红钱印（含甲级红印）与小字红印在年份的差异，在品饮上颇有不同世代的年份差异，并非细微的差异，此在台港的市场早已是共识，且价格亦不相同，故此种推论亦属可以被认同的说法，况且动不动就夸口说今年生产的产品是运用数年的库存茶料压制的说法，时至今日亦颇为盛行，故在当年战乱的情形下是合理的推论。

 

　　所以无论红印茶系是始于佛海茶厂时代或勐海茶厂时代，均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且年份亦有可能早于五Ｏ年代，但不论如何，两种说法相差的年份并不大（只有几年），并不会改变红印圆茶系的市场地位，毕竟老茶除了包装辨识外，尚可由品饮中清楚的体认，如此品质惊人与茶韵丰富的红印茶系产品，有今日的高价，绝非侥幸，同时亦反映了供需的不平衡（数量稀少）及市场的高认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