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坐在春熙路一个茶馆里的一张桌旁，一群好奇的人们把我围着。其中一个人问：“他在卖什么？”除了流动贩子，他们很难想象我还可能是干其他什么的。这个有点疯疯癫癫的外国人坐在那里对着一个机器在自说自话，但他们的好奇心并不因此有任何减弱。”

 

1949年10月，25岁的马悦然坐在春熙路一家茶楼上，用一架老式钢丝录音机录制茶馆中嘈杂的喧闹声，并同时进行解说。他这次到成都是进行四川方言研究，当时恐怕他自己也想不到，他对中国语言的研究贡献是如此之大，尔后成为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审委员之一。

 

每天光顾茶馆成为成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的茶馆生活轻松而自在，朋友和熟人在那里面会面、聊天、下棋、谈生意等，进行各种活动。茶馆有其特殊的魅力，诱使人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地在那里消耗时间。

 

以写四川乡土故事而著名的作家沙汀对茶馆更是了解深刻，他在1934年写道：“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

 

当然，茶馆不仅是一个人们放松休闲的地方，成都茶馆还可以包容贫富贵贱、三教九流，而且具有多种功能，人们在那里谈生意、找工作、见朋友等等。当然，也有在茶馆里策划不轨、从事非法活动者，因此茶馆也被批评为“制造罪恶的地方”。

 

胡天在其1938年的《成都导游》和易君左在其1943年的《锦城七日记》中，提供了关于茶客的两个非常有用的词汇：“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这两个词涵括了到茶馆中的大多数茶客。

 

“有闲阶级”可能包括文人儒生、城居地主、退休官员、财主寓公等各类中产以上阶级。

 

而“有忙阶级”涉及更广，可能包括四种人：一是以茶馆为舞台者，像讲评书、演地方戏和曲艺的艺人；二是以茶馆作为生意场所的人，如商人、江湖郎中等；三是以茶馆为工场和市场者，如工匠和小贩等；四是在茶馆里会客、议事的官员和文人等。

 

人们喜欢利用茶馆作为社交场所是与他们的居住环境相关，人们去茶馆追求热闹的气氛，穷人的住所狭小简陋，只好到茶馆会客。而且穷人也支付不起高档的娱乐消费，那么茶馆便成为他们的唯一去处。

 

当社会动乱之时，茶馆也是人们逃避现实苦难的最佳场所，至少能在那里寻求一点安慰，或暂时忘掉现实生活中的痛苦。茶馆创造了一个环境，人们可以在那里想待多久便待多久，不用担心自己的外表是否寒酸，或腰包是否充实，或行为是否怪异。

 

从一定程度上讲，茶馆是真正的“自由世界”。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茶馆，成都人的日常生活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虽然茶馆生活像成都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受到社会、政治、经济转变的影响，但它的基本形式仍然保留下来，充分体现了大众文化的坚韧性、持续性和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