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武茶山的名气除它是古“六大茶山”之一，代表并留存着滇茶一段重要的历史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在香港、马来西亚还存世有极少老茶号的茶品，如“同庆号”、“宋聘号”、“同兴号”等。这些存世老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部分民国普洱茶的状况，它们是普洱茶的实物历史，有着特定的历史意义。

 

“同庆号”是民国易武的一个重要茶号，也是各类文章讲故事较多的一个易武茶号，但真正对它进行深入研究，探究其真实历史的，迄今为止还数詹英佩和杨凯先生。他们在采访相关当事人，查阅文档，厘清历史疑问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使我们对易武“同庆号”的认知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同时也由于可信史料的匮乏，对“同庆号”的研究依然有很大的不完整，一些问题也还待进一步校正。

 

笔者在研究民国时期“六大茶山”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了“同庆号”的一些史料，这些史料虽还不足完整勾勒出一个历史悠久茶号的全貌，但也可管中窥豹，为“同庆号”的残缺历史再添上几分骨架。

 

笔者将以九篇文章来叙述它的相关历史。本文是关于“同庆号”历史的第三篇文章。

 

一、刘向阳与杨吉三

 

在过往文章中有个别作者曾提到过易武“同庆号”刘向阳与石屏杨吉三合伙经营“同庆号”，后又分家，但语焉不详，究竟情况是否真实，未见有任何史料引证。笔者在整理民国滇茶历史文档中发现了刘杨两家合伙及分家的史料，这将有助解开“同庆号”及刘、杨两家的一些谜团。

 

“同庆号”在易武的历史很早，2005年高发倡先生收集的《恒盛号茶庄手记账》中有“同庆号”的这样一条记载，这是“同庆号”一个借条的，借条原文如下：

 

“光绪十四年仲春己酉，暂借倚邦恒盛茶号银七十两，下月内还清。易武同庆号刘顺成亲借。”

 

以此界定，不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刘顺成已经在经营“易武同庆号”。

 

据刘顺成《墓志铭》载，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刘顺成在易武去思茅的路途染疾而亡，终年53岁。那么刘顺成的儿子刘向阳接手易武“同庆号”应该是1895年。

 

刘家是石屏宝秀人。虽然去易武经营茶叶很早，时间很长，但根毕竟在石屏。赚了钱大部分还是要在石屏购田置房，修建宗祠。这才能光宗耀祖，显赫乡里。刘向阳及后代的活动在石屏留下了不少踪迹。

 

杨吉三，生于1868年（清同治七年），亡故时间不详。

 

杨吉三在石屏是有头脸的人物，民国早期当过石屏南关保董。

 

民国十三年（1924年）七月十四日，石屏县商会第五届会议召开，杨吉三当选为商会会长。可见这时他在石屏具有了一定影响力（石屏商会在1936年前共召开八届，1936年后将此八届统称为第一届的八次）。

 

在商会的职员履历表册上我们见到了杨吉三的履历，此时他五十六岁（其年龄在不同年份表中都有出入。均保持原始记录），所从事行业为棉、茶，所用行号为“光裕泰”，住南关铺。

 

“光裕泰”是杨吉三自己经营的茶号，所以“同庆号”当初有“总发行云南石屏光裕泰、制造厂易武同庆号主人谨识”的商标流传。

 

民国期间，石屏商会大约召开过十五次，主营茶叶的商号有两人当过会长。一是“乾利贞”商号的袁嘉壁，另外一个就是“同庆号”的杨吉三。袁嘉壁是在民国二年（1913年）担任石屏商会会长的，他当时代表的是“乾利贞”商号。十多年后（1924年），杨吉三以他的“光裕泰”——“同庆号”的总发行又走上了商会会长位置，这时的“同庆号”应该进入了鼎盛时期。后来，“同庆号”影响日益扩大，1940年4月22日，石屏县商会改选第三届执监委员，杨吉三不再以“光裕泰”的面貌出现，而是打出了“杨同庆”牌号，刘向阳则成为“刘同庆”。尽管这时两家已经分伙。

 

杨同庆与刘同庆

 

在刘、杨两家合伙期间，经营得到快速发展，大量金钱源源滚入刘、杨两家。刘向阳陆续在石屏购田置业。

 

二、刘向阳缴纳积谷

 

民国时期，云南为赈灾救荒，后更为抗战需要，在各县实行建仓积谷。各县均有积谷数额，按田亩摊派，殷实大户自然缴纳多些。

 

1935年初，刘向阳所居住的石屏县南镇，积谷一事由镇长召集民众开会，告知此项积谷按照之前派员调查，本镇人民存谷数摊派按每收一石抽二斗。但各户应摊派具体数额未定。3月，刘向阳接到镇丁送来的通知，内容是经民众公议刘家应捐积谷陆石。这是按刘向阳的田地收租三十三石伍斗基数计算而来的。这次没有召开民众大会，是由镇长等少数人拍板。刘向阳当然不能认可，他向县参议会申述说：

 

“对于摊派积谷数，民殊诧异。原来的议决案纵要另行变更亦应重新召集民众公议宣告，使一般民众心悦允服。这样不按规章，就说是经民众公议，试问何为公？民真不解也。”

 

刘向阳又说：

 

“重新召开二次会议表决应由各闾（同“里”）长协同该闾人民筹商，公正将捐数公开，并报审核，再行决定。商民并未见闾长之面，怎能就这样决定？”

 

刘向阳自移居到石屏南镇以来，各项公捐他认为对他是每多不平，为什么会这样？他认为此种情节，应是当道诸公不明瞭近年来他的遭遇，而仍把他视为殷实大户。殊不知在民国前后，尽管他置得田亩四份，计入原租三十二石五斗，但近年来为天时干旱，其租逐渐减少。收不敷用工。上年秋收仅收得拾伍石伍斗。他说这些“均有契簿可查考，倘有隐瞒甘愿充公”，这是他感到不平的事因。

 

更让他不平的是：他的粮食仅收得如此少数而尤应捐六石，而较他多收几倍之家不知又增加若干？每一次申述都说他田亩虽少，但有经商之收入，其在易武发财的名声不小。

 

刘向阳说：

 

“以他现下之境况，真是愧不可言。别人是真富足，他则是徒负发财之虚名。在石屏做商业的怎可能与在个旧开厂做矿发家之人相比，这不啻天壤之别。”

 

大名鼎鼎，在易武做茶的“刘老太爷”真是“徒负发财之虚名”吗？估计镇上，县里是不会相信的。

 

早在1913年6月，石屏县修建小河底河铁索桥时刘向阳就是列为劝捐名单上的富商。

 

刘向阳明白尽管发了那么多牢骚，不讲明自己的资产及收入，估计现在和今后依然过不了关。这样刘向阳就写下了一份与杨吉三两家合伙、分伙及所得资产的情况。

 

三、刘向阳杨吉三合伙与分伙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三月，刘向阳为减免积谷数额给石屏县参议会议长丁某、副议长杨某写信反映说：

 

“民自合伙营业迄今二十余年，除用费外于宝秀吴家营建盖祖祠一院，并现住之屋，迨至上年分伙仅分得易武山道田产等项，共合旧滇币三万三千零伍拾陆元二角。又分得屏道旧滇票一万九千三百二十四元七角。概有簿可凭。岂料时运乖舛，两年损失牲口三十二匹，又加茶业亏折约计共损失旧滇票四万余元。如不缕晣陈明，诚恐当道绪公误会，尚谓召之堕吝，不明大义，兹已送交公仓内积谷三石四斗，而尤时来所逼，为此将下情具文，声请开会讨论民面之积谷应如何办理。”

 

在这段文后，他附呈了粘单一张，将他移居南镇所置产业十分详细地一一列陈。

 

这些产业有：

 

“宝秀吴家营建盖祖祠一院；南镇建盖住屋一所。所购田产有：左佳，青龙寺田一份，计田四坵，原租七石（同“担”）；XX簸箕营一份，计田四坵，原租八石；小西山田一份，蚂蝗塘二小坵，原租七石五斗；马家山田一份，原租十一石。以上四柱共合原租三十三石伍斗。（大约合四千多斤粮食。笔者注）去岁秋收通共收得租谷拾伍石伍斗，均有流水薄登记可稽查。”

 

吴家营的刘家祖祠现在何处还待考。石屏“同庆号”大院分伙后一半归刘家所有，一半属于杨家。一些文章在没有史料依据时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刘向阳的资产，甚至是豪宅，这显然不够严谨。

 

刘向阳还说:

 

“始自光绪二十六年同杨姓合伙营业，全款除置得田业外，建盖得房一所。至民国二十一年分伙，分得易武山道产业银货外，账共合旧滇票叁万二千零伍拾陆元二角（此处应为33056.2元）。又分得屏道旧滇票一万玖千三百二十四元七角。二共合实分得旧滇票伍万二千三百八拾三元正（此处应为51380.9元）。如不据实陈述陈报在一般民众心目中不知存有若干。每本镇捐款均列甲等前瑕。”

 

以上这段话十分重要。第一，它明确了刘杨两家的合伙事实并有了具体的时间线段“始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同杨姓合伙营业……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分伙”；第二，它让我们了解了刘向阳在石屏及易武所分得的资产，这也就相应得知了杨吉三所分得的资产。第三，留下了两人所分得资产的大概规模数额。在这里，刘向阳分得的“易武山道产业、银货外，账共合旧滇票叁万二千零伍拾陆元二角。”这个账面与后人对易武“同庆号”的评估，实在相去甚远。

 

1958年10月，云南边疆民族工作队在对易武调查中记录了易武商业资本的情况。调查结果形成了《易武商业资本的特点》的报告。报告中记录：

 

“在同庆号的山地、茶地上进行劳动生产的不管男女劳动力，每人每年必须向‘同庆号'缴纳3斗谷子，作为‘租子'。‘同庆号'每年收租谷达几千石（每石320斤）。”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就按二千石算，收租也达到了惊人的六十多万斤。在易武这个田地极少的山头，这个数据估计是刚从雨季中捞出来的。

 

民国时期，石屏县对刘向阳在易武的资产根本不可能为了积谷而去落实，这超出了其权力范围。

 

为了极力减轻在石屏交纳积谷的数额，刘向阳积极申报他的各项损失:

 

“民国二十二、三年（1933、34年）所赶骡马共染症损失三十二匹，约合旧滇票三万余元；自茶山二十二年冬至二十三年（1933、34年）春所放石屏茶担，经由“同兴昌”截走，计损失旧滇票一万二千三百七十四元三角。二柱共合损失旧滇票四万二千三百七十四元三角。”

 

从刘向阳自己写下的文档中我们获得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同庆号”的历史第一次从直接当事人的口中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刘向阳对自己在石屏的资产无从隐瞒，但对自己在易武的资产文档中确有很大的矛盾之处。如他说1932年分得“易武山道产业银货外，账共合旧滇票叁万二千零伍拾陆元二角。”而所报1933年、34年易武的损失就达“四万二千三百七十四元三角。”况且，他的骡马也不可能死尽，茶叶虽被“同兴昌”截走一批（应是两方的债务纠纷），但也继续在做。

 

综上所述，1900年，刘向阳与杨吉三合伙，至1932年两家散伙，共三十余年。

 

开初，“同庆号”为刘家所创，故刘向阳使用的牌号就是“同庆号”，而杨吉三则使用自己的“光裕泰”牌号。所以现今香港留存有“总发行云南石屏光裕泰、制造厂易武同庆号主人谨识”的商标。（详见笔者《石屏杨吉三与“同庆号”》一文）后来，“同庆号”影响日益扩大，杨吉三不再以“光裕泰”的面貌出现，而是打出了“杨同庆”牌号，刘向阳则成为“刘同庆”。刘杨两家分伙后“同庆号”牌号并没有为哪家独占，《云南同庆号龙马内票》刘杨两家分别继续使用都是可能并且合法的。

 

四、尾音

 

分伙后，刘向阳易武“同庆号”所经营的也不仅仅只是茶叶一项，它赚钱的手段和门路还有很多。还加上刘家与易武土司有联姻关系而带来的特权，也是易武其他商号无法企及的。

 

1930年，官府对易武茶商统计时，“同庆号”刘葵光（刘向阳）有马30匹，牛30头，年产茶叶700担，茶号资金20万元。资金虽不如向绳武（向质卿的儿子）多，但制茶却在易武为第一位。

 

自古起家艰难，败家易。从清代开始，云南普思沿边一带种鸦片为家常便饭，也是部分边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来源。滇省“云土”享誉全国，瘾君子遍及城镇乡村。刘向阳“刘老太爷”在易武自然是个中翘楚。浮华随烟枪逝去，明月依旧照亮青山。刘家的败落有此一端。

 

1945年，刘向阳已于上年死去，易武商业经营情况统计时“同庆号”刘鹤年（刘向阳之子）的资金仅为3千元，其已无力自行销售茶叶，而是“当地收购，转卖给马自侯”。与其相比，“乾利贞”的刘幼清资金为2万元，还在“当地收购茶、棉销石屏”。这个资金统计可能不完全精准，但相互比对也可看出“同庆号”在商业上的衰败。

 

元人有曲，山依旧好，人憔悴了。易武“同庆号”的彻底消亡不远了。

 

李路

 

2020年11月3日第一稿

 

2021年7月28日第三稿

 

本文基于多份民国时期档案，呈现当年普洱茶大商号易武同庆号合伙与分伙的过程，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易武普洱茶的发展状况，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当时的茶叶大商号的财产情况。

 

作者简介：

 

李路，云南茶马古道学会特约学术委员，自由撰稿人。

 

2005年发起组织云南普洱茶产业诚信自律活动并发表全行业《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参加第二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发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论文。此后十余年专注民国云南茶业历史，先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2019年撰写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档案馆出版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