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最早关于普洱茶记载在唐朝。唐樊绰撰的《蛮书》（864年）云：“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因当时普洱地名尚未确立，这时的普洱茶应为银生茶。

    早在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政权不顾千里之遥，于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设置为“利润城”，视茶林为获利润之物，显示了王朝的重视程度，也显示出普洱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唐朝乾符六年（879年），南诏政权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路线到后来的普洱设置睑治，取名“步日睑”。当时步日睑的南方，即澜沧江外有车里土司管制，江内大片地方为步日睑辖地，自然包括江内的利润城及其六大茶山。步日睑归银生节度（驻景东）管辖。

    此时茶已传至中原，再随文成公主陪嫁给松赞干布而进入西藏。由于茶叶品质上乘，解毒散寒，消食去腻等功用被藏族青睐，视其为配置“酥油茶”的极佳配料，从此便越雪山、漂金沙江，过丽江、银生城再至步日，以马匹、乳制品、药材、豆金交换步日的茶叶。

    这便是南宋人李石着《续博物志》中所记载：“西番（西藏）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据清代《普洱府志》记载：“年运吐蕃之茶达三万担”。此时期，为驮运方便，茶商便将收购到的散茶再蒸而紧压为团茶，大者如人头称“人头茶”，小者如牛心，称“牛心茶”。紧团茶千里之遥运西藏，途中经热湿及至寒冷各地段，长日驮运中，团茶内茶多酚促氧化自然发酵，茶叶变黑色，味有陈香，别于其他茶叶，易辨易识，渐为藏区喜爱。

    宋代（960年～1279年），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舍镇管辖。此时宋朝与北方金朝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设“茶马市场”，以步日部茶叶换得西藏马匹，再将马匹北转与宋朝，换取绵缎珠玩首饰。茶市扩大，促进步日各地茶叶种植加快。据《澜沧县志》称：“班崴大茶树为北宋栽种”。

    元代（1206年～1368年）蒙古铁骑占领云南，将宋代的步日改为普日，在思茅一地设为思么，两地各设“甸”治，于普日加设“普日思么甸司”，辖两甸及南方各地。甸司归属元江路节制。元代中期，普日生产的茶叶随同以食肉、乳为主食的蒙古人西上进入俄国，后被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入《战争与和平》。《澜沧县志》称：“有景迈、勐本、芒埂、糯岗、芒景、翁居、翁洼、芒洪等茶园为元代栽种”。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将普日改称为普耳，划归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管辖。

    万历年间（1572～1620年），李时珍着药典《本草纲目》中记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

    明代编纂的《云南通志》记有：“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两书语若同出，一致将普洱一词和普洱茶名固定，此后沿用不衰，至今无变。

    两名固定时间，比清雍正七年（1729年）成立普洱府早109年以上。据考证，普洱一词是由唐代的步日、元代的普日、明代万历的普耳演变而来。此时期的普洱茶普遍受云南各族人士喜爱，明朝方志学家谢肇淅着《滇略》中将此情况记为：“士庶所用，皆普茶也”。在明代中期普洱茶大量进入北京受到京城各层人民喜爱。

    清朝（1644年~1911年），顺治十六年（161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10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康熙三年（1664年），设元江府普洱分府，移元江通判驻普洱，为普洱通判，管辖十三版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