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安化黑茶走向世界,离不开“一道一商”——茶马古道与茶商。最早来安化办茶的商人是陕商,但却是晋商把安化黑茶推向了其历史最高峰。
太平天国起义阻断了长江运输线路,中俄边境恰克图茶叶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虽然没过多久商路便得以开通,但是,福建地区的茶价却涨得很高。无奈之下,山西茶商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了开始生产红茶的湘西一带。
由于安化红茶产量的局限,无法满足恰克图市场的需求,山西茶商便把一部分安化黑茶也带到了恰克图。出乎意料的是,黑茶在恰克图也颇受欢迎,甚至还成了恰克图茶叶贸易中的主要品种。为了便于长途运输,茶商便把黑茶制作成砖茶和千两茶(千两茶也叫三和茶,因每棒茶重一千两而得名)。
晋商来安化办茶究竟始于何时,目前没有确切证据。但大多数人认为,晋商来安化办茶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后,由于去福建的道路受阻所以才转道安化。安化黑茶研究代表人物、原安化县政协主席、县茶业协会首任会长伍湘安,和“万里茶道”湖南安化段申遗办主要负责人之一王以戬等人,则认为安化是“万里茶路”起点之一,理由是,除了茶马交易的历史和安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运输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物证——一口古茶钟。根据茶钟上的文字记载,这口茶钟是晋茶商在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铸造的。王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关于乾隆年间官方《茶叶章程》的文章,作为佐证。
为了方便收购和运输,茶商集资在安化县内又修建了一些茶马古道。与其他茶马古道路线不同的是,借助于资水横贯安化全境,茶商们在安化收购茶叶后,沿着这条茶马专道驮至江边集镇,再通过水运的方式销往外地。
这种“船舱马背式”的茶叶运输方式,也成就了安化与其他地区的茶马古道截然不同的一个特色——安化的这条茶马古道,如今已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在安化,其实条条古道都是茶马古道。”王以戬说,安化以茶叶立县是很多年以来的共识,很多人来安化总喜欢问一个问题:“安化当年的茶马古道是哪一条?想去走走。”但事实上,王以戬认为,只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是条古道,用马运过茶叶,运出后用来交易,就是安化的茶马古道。
安化前乡的茶,经过初制后,要运到后乡的资江边八大茶叶镇再加工,大都要走二三百里山路。以小淹、江南、黄沙坪等为中心,向全县各大茶山和茶乡辐射的大道,哪条能不载马和茶?
资江边八大茶镇加工出的茶叶,大都是走水路,由汉口中转,再向西北。连上川陕、川藏的茶马古道,再进入丝绸之路。但水运并不是安化茶的唯一选择。陆路走益阳,去长沙湘潭,500年里,安化走益阳的茶马古道,一样故事多多。
抗日战争期间,运茶通道被阻断,安化茶叶积压。黑茶理论之父彭先泽两次“西北万里行”,沿资江向上,从溆浦到黔阳,走贵州入四川,开辟新的茶马古道,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安化境内的茶马古道中,最具影响的是从洞市到高城一线。
洞市历史上是一个大乡,前些年在乡镇合并时才并入江南镇。在资江边的江南镇沿溪而上,有思贤溪风雨桥,桥上马蹄印迹历历在目。沿溪上去30里,是茶马古道上的驿站金田村。与金田相邻的茅坪村,有个接待过路茶客的“陶氏宗祠”。祠的西面,便是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的祖坟山。
洞市上去30里就是高城村,这是洞市茶马古道上的一个神奇的景点。这个村历史上是宝庆、新化、安化、益阳等多个县之间的一个中转站,茶叶、盐、中药材等运输马帮都要在此住上一夜,有些货栈还在这里设有中转的仓库。村子背后,有气象万千、神秘秀美的“川岩江”,一条条茶马古道就在这条江边随山而行。
古道上的安化黄沙坪古镇,建于北宋熙宁年间,背靠辰山,面临资江,是南方茶马古道的策源地。据当地人说,安化县第一支运茶马帮,就诞生在这里。马帮的首领,据说还是杨家将后代。
明清时期这里的茶叶从业人员达4万多人,茶号80多家。对岸资江一河相隔的唐家观,茶叶从业人员上万人,茶号20多家。“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是当时茶业兴旺的真实写照。那时,中国黑茶的70%产自这两个茶叶古镇。这条古道上的马帮至今尚存,被称为“最后的马帮”。
鸦片战争前,黄沙坪主产黑茶,清道光至民国初年,茶叶加工以红茶为主。鼎盛时期,清政府曾派军队保护茶商。民国时期,茶业仍然兴旺。据当地一位老茶农回忆,黄沙坪资江沿岸不到1.5千米沿线就有13个船码头,其中9个主要用来装运茶叶,有源生昌码头、三德玉码头、梅蓝货运码头、永泰福码头、福音堂码头、谦益盛码头、琦公码头……专门从事搬运的工人成立脚帮,帮众120人,常年靠此营生。
而在此过程中,许多人也靠薄本微利制茶卖茶起家,做成了大老板。山西人、陕西人、甘肃人,久已到此生根发芽,福建人、广州人也越过南岭北上,由湘江入资水,溯流而上黄沙坪开铺立肆,经营茶叶……成就了古镇昔日的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