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曾经绽放过的历史荣光一样，易武在现代普洱茶的全面复兴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标号级”普洱茶时代。96真淳雅号、98顺时兴易武春尖、99易昌、99绿大树、首批99大渡岗、一片叶、陈远号等颇具传奇色彩的茶品，就是那一时期易武茶复兴过程中留下的精品。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老字号及制茶古法被慢慢寻回，新的品牌逐渐开始萌芽，为后来普洱茶的全面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普洱茶是如何在台湾热起来的？

 

现代普洱茶的复兴，台湾是重要的肇始地之一。普洱茶进入台湾，大致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台湾人日渐富裕，生活也就开始讲究起来。所以到1980年的时候，台湾茶人除了讲究茶叶本身之外，也开始讲究茶壶的适茶性，一般粗制滥造的台湾大陶壶，或者是大瓷壶俨然已经看不上眼，于是台湾茶人把眼光聚焦到更为雅致的宜兴紫砂壶上，并奇迹般地形成了长达20年的紫砂壶收藏热潮。

 

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内地，当时与台湾还没有直接的贸易渠道。台湾火热的紫砂壶需求，只好通过香港走私到台湾，利润高达数十倍。这样的暴利，让往返港台两地的走私船络绎不绝。

 

刚开始时，普洱茶与紫砂壶走私并无关系。但后来，走私者本能地要把货船尽可能地塞满，于是也会顺便夹带一些港货回台，普洱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进入到台湾。

 

不过最初，普洱茶在台湾的境况并不好。因为价格十分便宜的缘故，普洱茶进入台湾后逐步攻占了中低端市场，让买不起高山乌龙茶的贩夫走卒也能基本满足饮茶需求。但台湾人最初称呼普洱茶为“臭浦茶”，从中也能看得出，很多台湾人还是不能接受普洱茶的滋味。

 

那时卖普洱茶的台湾茶商往往会说：“你不喝没关系，因为普洱茶不是喝的，是拿来养壶的，你看这黑黑稠稠的茶汤，最适合养壶了，一砖熟茶养壶出来的效果抵得上十斤台湾茶，省钱呀，而且喝不完的茶汤还可以浇花，茶渣可以当肥料……不买茶也没关系，你买我一把壶，我送你十砖茶……”

 

普洱茶在台湾，就是以这种半卖半送，甚至是“连哄带拐”的模式，逐渐推广开的。在这种推广过程中，不伤胃的普洱茶让许多常年喝乌龙茶导致胃弱胃痛的饮茶者有了极佳的替代性茶品，这些人不见得是中低阶层的茶人，也有许多高端茶人，甚至是专业茶人和精英茶人混于其中。也正是中高端茶人的进入，在品饮过程中慢慢发现普洱茶的美妙，于是一些高端老茶，比如印级茶和号级茶开始进入台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普洱茶在台湾生根发芽的关键期。在这10多年间，部分台湾茶人慢慢地从较为低端的熟茶一直喝到高端的老生茶，并且体验到老茶的美妙滋味，于是开始有了寻根普洱茶原产地的想法。

 

台湾茶人触动易武茶复兴

 

很多历史，往往是在无意中或者是偶然间被书写的。比如，96真淳雅号。这款由吕礼臻定制的茶品，其价值与风味在普洱茶界与市场上都有着重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动了易武茶的复兴。

 

留存于世的号级古董茶中，诸如宋聘号、福元昌号、同庆号等，基本都来自易武。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易武以至古六大茶山是落寂的，甚至是无名的。这种境况，一直到1994年才开始出现转变。而这，与台湾茶人的到来不无关系。

 

1993年4月，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在思茅（今普洱市）举行，“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及“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也同期召开。这两个会议邀请了来自中、美、日、韩、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专家近200人参加。邓时海以学者的身份，参加了研讨会并以“越陈越香”为主题发表了一篇论文，成为台湾茶人对普洱茶参与研究的开端。

 

1994年8月，中国第三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会议结束后，以陈怀远、吕礼臻、曾至贤为首的台湾“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一行20余人，辗转来到易武开始了普洱茶的“朝圣之旅”，只因为许多号级茶的内票上都写着“易武正山”四个字。在当时，普洱茶已经成为台湾茶界的共同话题，而且在市场的推波助澜之下，普洱茶的市场行情开始逐步趋热。

 

当吕礼臻一行来到易武时，负责接待的当地领导对此感到相当惊讶，因为他认为易武什么也没有，当地人也早已不再生产普洱茶。经过副乡长李佳能的介绍，吕礼臻一行拜访了前任乡长张毅，因为张毅曾经在著作中提道茶，便请他为这群千里迢迢到易武找茶的台湾爱茶人做简报，带他们参观易武老街。

 

那时的易武，虽然家家户户仍在采茶，却早已没有茶庄茶号林立的景象，成了西南边陲一座偏远而落后的小镇，曾经的历史荣光早已湮没在山林间，无论交通还是食宿都非常的不便。易武老街上，同庆号的旧址已经翻修，宋聘号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被烧毁后改建成易武小学，迎春号、福元昌号、车顺号、同昌号等旧址，也因无人管理而荒芜。看到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普洱茶重镇，呈现出如此落寂的一幕，给陈怀远、吕礼臻等人带来极大冲击。但也正是这一幕，让吕礼臻的心中生出一个有些冲动的想法，让易武茶再次走向复兴。

 

96真淳雅号的诞生

 

吕礼臻或许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即兴的想法，即将唤醒沉睡了半个世纪的易武。当这样的想法一旦萌芽便难以遏制，于是1995年吕礼臻再次来到易武，并与张毅谈好合作，委托张毅以野放易武大树茶为原料，以传统的手工石磨压制工艺，试制“真淳雅号”。

 

在真淳雅号的生产和易武茶的复兴过程中，有一个名字是无论如何也避不开的，这个名字就是张毅。生于1941年的张毅，曾任易武乡乡长。不过，他对普洱茶传统制作技艺的重新发掘与梳理，则要更早一些。

 

从搜集制作七子饼普洱茶的各种传统工具，到向老一辈健在的传统制茶老师傅、茶庄庄主或传人请教，到深入各古茶山、村寨实地考察，收集人文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张毅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口述实录。而这，也是当年吕礼臻选择找张毅合作“真淳雅号”的原因，因为他是足够了解易武茶历史传承的人。

 

但张毅毕竟不是做茶人，而且当时的易武，也早已经不再生产普洱茶产品了。在此情况下，张毅在吕礼臻的协助下，找到了一位曾经在宋聘号做过茶的老师傅李官寿来指导，并找到了旧时的石磨，开始从揉捻、压制等环节还原古法制茶工艺。

 

1995年，以易武野放大树茶为原料的真淳雅号开始生产。不过，由于茶农没有按照标准进行采摘，将大小茶树混在了一起，所以第一批茶菁全部被拒收，只做了10多公斤的七子饼茶带到台湾展销。而且属于实验产品性质的，做工粗糙、工艺较差，几乎未能存世到现在。

 

经过多次试验后，1996年春收到了符合一芽三叶标准的茶菁并试做成功，吕礼臻正式下单，制作了现代第一片传统手工茶饼“真淳雅号”，数量3吨，这批茶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易武地区第一批有一定规模的乔木大树料普洱茶。

 

此后在1997年，吕礼臻又定做了一批真淳雅号，数量也是3吨。现在我们说的96真淳雅号，基本就是这两批由吕礼臻定制、张毅制作的产品，一共6吨。

 

1996年张毅退休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做茶实践上。1998年他创办了“顺时兴”茶庄，并制作出了现在普洱茶界已成传奇的1998年易武顺时兴号（春尖）。

 

在一定程度上说，96真淳雅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里程碑。作为易武茶复兴时代的先锋，其出现对后来的易武茶树立了标杆式的口感，并引领标号级时代向着纵深方向发展。

 

台湾茶商的式微

 

标号级普洱茶时代的早期，台湾茶人对普洱茶产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在96真淳雅号之前的1995年，邓时海的《普洱茶》一书在台湾正式出版。这是第一本专门介绍普洱中老茶的书籍，尽管书中的部分内容是有争议的，但其对推动普洱茶的全面复兴贡献较大，让普洱茶成为显学。也是在1995年，邓时海在普洱委托当地茶厂以乔木四级春茶生产了一批“云海圆茶”。

 

无论是真淳雅还是云海圆茶，这两批茶用现在眼光来看都是具有实验性质的，但无意中也引来了台湾茶人前赴后继地远赴云南做茶的风潮。

 

不过那时资金规模小，大多是以个人名义或两三好友一起到茶山找个小茶厂定制一批茶，数量不大也缺乏品牌概念。早年在高雄经营紫砂壶的庄荣洁，原本一直从香港拿老茶回台湾销售，1988年开始有了自己定制普洱茶的念头。庄荣洁并没有走邓时海、吕礼臻的模式，而是直接找广州芳村的叶炳怀合作，凭借叶炳怀的关系与勐海茶厂搭上线，并由叶炳怀委托云南茶山的收料人上山收料，然后拉到勐海茶厂来料加工，这片茶就是普洱茶界鼎鼎有名的“99绿大树”。

 

早期进入易武及古六大茶山的台湾茶人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1994年与吕礼臻一起来到易武的陈怀远。严格地说，当时的陈怀远不是专业的茶人，而是一位摄影家兼爱茶人。按陈怀远的回忆，他最早开始喝茶是1983年在台北，当时接触到的就是普洱茶，所以对普洱茶有着一窥究竟的好奇心。当时在台湾，喝普洱茶都会提道“易武”两个字，可以说易武几乎是可以与普洱茶画上等号的。1990年，陈怀远回到台南定居，并在文南路创设了“嘉木堂·逸茗轩”，早期以古董字画、家具和茶具为主。

 

第一次到易武后，陈怀远出于对普洱茶文化及六大茶山的热爱，不辞劳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地跋山涉水，反复多次深入六大茶山进行调查研究。不但拍摄了大量的易武图片资料，还促使普洱茶的传统制茶工艺在乡政府以及当地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地揭开了谜底。2001年，陈怀远在易武经过10多次考察后，创办了嘉木堂，开始生产陈远号普洱茶。

 

现在，1995-2005年间的这10年，被茶界看作是易武茶复兴的10年。这10年间，易武茶的崛起和名声大震，都跟台湾茶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期间台湾茶人也有着绝对的普洱茶话语权。易武也留下了一大批后来被无数人追捧的茶品，比如96真淳雅、98顺时兴、99易昌号、99绿大树等，易武茶区开始逐渐再现昔日辉煌。

 

但当台湾茶人的运作手法被内地茶商接受并学习后，普洱茶的话语体系渐渐地就与台湾茶人没多大关系了，台湾茶商在普洱茶市场领域逐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