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年底要走一遍茶山，看看茶叶的长势，为明年的春茶做个了解。今天从普洱开车去临沧途中经过景谷，突然想起七月在勐卧总佛寺时聊天聊到为什么小乘佛教从版纳、德宏、孟连等一路往北传入，到了景东、景谷（无量、哀牢山脉）就突然停止了。景谷有76座傣家寺庙，但是一山之隔的宁洱却没有一座。

 

为什么？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可以看到文化、宗教是跟着政治和经济两股力量走势的。小乘佛教随着当时的傣族力量由南向北发展，所以在云南小乘佛教的寺庙也叫傣家寺庙，傣族的政治力量终止于此，寺庙也就停步于此。

同样的思考在路上讨论，既然傣家寺庙的脚步停步于此，由此及彼，普洱茶的脚步又是怎么走出去的呢？公知，普洱茶于明朝就已经通过马帮的方式，把云南的普洱茶一是通过茶马大道运往康区和藏区，茶马互易各取所需，与雅安、安化黑茶统称为销边茶；另一是通过官马大道运往现在的北京城，作为进贡。

云南地处边陲，当时普洱茶的加工工艺还处于明朝年初的团茶制作工艺，加上没有明显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影响，只是作为地方进贡的一项特产而已，比不上龙井、碧螺春、黄山毛峰、大红袍......这些被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的座上饮。所以，查看关于的普洱茶记录只有了了数段和那么一两个故事，终不成气侯。

 

而让普洱茶真正埋下市场价值的是源于一位清朝道光二十五年的鹿港（台湾旧称）同知——曹士桂，他是云南蒙自人（旧属开化府文山县），逝世于台湾任上，深受当士族庶民好评，而他本人喜好喝普洱茶，也把普洱茶带去了台湾。普洱茶因为耐泡、价廉、节俭，符合台湾一般家庭经济条件而有人选择饮用，慢慢与台湾本地的高山茶一起成为大众茶饮。

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占据台湾后，台湾、香港经济往来密切，港、台密切交往，以茶叶为礼物馈赠亲友很平常，台湾人民赴香港，到茶楼也是平常事，普洱茶的知名度也在台湾和香港人的脑海中有了较深的印象。

 

1949年以后，广东、广西、贵州、缅甸边界等地军民，到台湾的人数增加，带入了更多饮用普洱茶的习惯，饮普洱茶的人口增加了，普洱茶的市场需求也出现了。1970年以后，台湾经济有起飞现象，饮茶人口速增，为了区别“洋人”喝咖啡和红茶的下午茶，台湾和香港兴起了开设“港式饮茶”的茶楼，大家一坐就是几个不上时，普洱茶因为耐泡和滋味变化丰富成为大众茶饮的首选，形成了上港式茶楼喝茶，若不点普洱茶，就不成正统的习惯下，于是普洱茶的市场需求更加增加。

得益于港式茶楼风行，港台地区成为普洱茶的主销区。八九十年代云南普洱茶纷拥进入台湾、香港，而作为中间站的广州和东莞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了普洱茶的中转站和储存地，形成了“普洱茶八分储存在东莞”的说法。期间经济有起有落，有台湾茶商发现放了几十年的普洱老茶，一喝发现香气、口味和口感尤其美妙，于是普洱老茶的市场价值开始层层推高，一饼万金让更多的资本拥入，开始了普洱茶投资之路。

 

如果说台湾、香港和广州喝普洱茶还是小范围，让普洱茶享誉全国是两件事。一是1993年来自云南大学木霁弘、陈保亚和其他科研机构的六位青年学者（被称为茶马古道六君子）历尽3年步行、编著出版的《“茶马古道”文化论》一下子把西南的茶马古道推到了世人面前，同时把主体之一的“普洱茶”成为了社会热点；二是2005年4月28日马帮进京，由120匹马组成的大马帮，驮着六吨普洱茶，从云南普洱（当时叫思茅）出发，历经5个多月，行程8000多公里，穿过云南、四川、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于当年10月10日进入北京，让普洱茶家喻户晓。

这两个文化事件，把普洱茶的历史、文化生动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奠定了普洱茶，让普洱茶走出云南，成为与绿茶、乌龙茶和红茶齐名的中国主饮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