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1日，为了庆祝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当地政府提出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借用馆藏的普洱茶文物。而故宫借出的这筒普洱茶，正是百年同兴号茶品。

 

当年易武一带拥有数十家茶庄，包括著名的宋聘号、福元昌等老品牌，但为什么偏偏是同兴号的茶品脱颖而出呢？为什么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民间茶庄生产的茶品会流入紫禁城呢？

 

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小编将带领茶友们探索百年同兴号的故事。

 

白手起家的向质卿

 

同兴号茶庄的前身是同顺祥号，当时也称为中信行，早在清雍正十一年就在易武镇上创立。然而，将其发扬光大的功臣则是向质卿，于1897年接管了同兴号茶庄。

 

向质卿，字惟(维)义，是云南石屏人，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年轻时曾作为武举人进入军队效力。在他18岁时，父亲染病去世，因此他回家守孝三年后，萌生了弃武习贾的想法。

 

向质卿自小就有进入军营的机会，这与他父亲向逢春(字锦堂)的关系密不可分。明清两代石屏共有武进士十一人，其中明代一人，清乾隆、嘉庆、同治各一人，其余都是光绪年间的。而向逢春正是同治时期的武进士。

 

同治十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向逢春考取武进士，开启了他戎马一生的军营生涯。他在边境抵御缅甸和越南的入侵，剿灭游匪，立下了赫赫军功。

 

至光绪辛卯年(1891年)，向逢春在云南边境河口驻守，不幸染瘴身殁。朝廷追赠他为振威将军，其父母和妻子共获得了光绪皇帝赐予的三块诰命碑，他的墓碑上也刻有“奉天承命御赐祭葬”的字样，显得尊贵非常。

 

二十多岁时，向质卿和家乡的马帮一同前往易武从事商业活动，在那里创立了同兴号茶庄。他们生产的普洱圆茶名为“新春正印细白尖”，并没有混合其他山区的茶叶，主要销往香港等海外地区。

 

民国初年，向质卿被推选为易武商务分会会长和易武石屏同乡会会长。随后，他和儿子向绳（纯）武一起购置骡马，在滇南各地从事盐茶贸易。此外，他还提倡同乡商人共同筹款，建造了石屏会馆，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

 

向质卿本人德高望重，他生产的圆茶品质也非常优秀，因此销路一直不错。到了1921年，同兴号的产量甚至达到了500担之多，使其与宋聘号、同昌号、福元昌等一起被誉为易武四大茶庄。

 

当时的同兴号茶庄景象可谓是繁忙非凡：“进门后右厢房堆满毛茶，左厢房则用来压茶，还有一间晾茶的房间，而二楼则是仓库，专门存放着同兴号圆茶成品。20余名工人来来往往，生意十分繁忙。”

 

至于“同興号”圆茶之所以被朝廷和故宫博物院收录，原因也很简单——茶叶品质备受推崇，而茶庄的家族背景显赫。因此，这批茶叶以“土贡”的形式被送至京城。

 

品质优异的同興号圆茶

“土贡”即指边疆少数民族每年向中央王朝进贡的特产。历来，西南边陲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因地理边远、交通不便，皇权往往难以直接延伸，只要当地的土司或土酋表示归顺，便可保留民族自治权，并每年向朝廷进贡土特产。

 

这种局面在清朝时期发生了变化。雍正七年后，清廷为了削弱少数民族土司的权力，开始派遣流官来管理西南边陲地区，这一政策被称为“改土归流”。

 

随着朝廷对边疆的控制加强，官方管理贡茶的规制也进一步完善。乾隆元年，设立了思茅同知，并在思茅设立官茶局，在“六大茶山”设立官茶子局，专门负责管理茶叶的税赋和收购。

 

在接下来的春茶季，官府会派遣土练在各个茶山设立要隘，实行封宾政策。只有等待宫廷贡茶采办完成后，茶农和茶贩才能上山采摘茶叶。这种由官方负责的贡茶制度被称为“官贡”。

 

然而，到了清朝末期，清政府财政困难，导致贡茶制度时断时续，兴衰不定。直到光绪晚期，“同興号”圆茶作为最后一批土贡进京，标志着长达两百年的贡茶制度逐渐瓦解。

 

言归正传，1925年，五十二岁的向质卿得知家中老母去世的消息，因此决定离开易武镇，返回老家石屏。在离开之际，他将茶庄交给了年仅17岁的儿子向绳武打理。

 

回到石屏后，向质卿并没有闲下来，他又在家乡开设了盐号和绸庄，随着生意的蓬勃发展，他还在个旧创立了同昌盐号，在香港则创办了“天福泰”茶庄。此外，他还曾一度代理乾利贞宋聘号茶庄的业务。

 

向质卿一生热心公益，他在家乡创办了学校、医院等公益设施，同时还参与修建了道路和桥梁。1940年去世时，家乡百姓都自发为他送行，场面十分壮观。

 

同兴号茶的品质优异，在2010年秋季嘉德拍卖会上，仅一提同兴号“向纯武”内飞圆茶就以134.4万元的高价成交。然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向质卿时期的茶品更为优秀，可惜现今已经几近绝迹，市场上难得一见。

 

然而，我们仍然能够通过文化大师余秋雨在《普洱茶》一书中记录的与白水清先生一同品饮同兴号“向质卿”的经历，来感受百年同兴号的魅力：

 

“那口感，是一种充分柔爽中的充分堂皇。而且，还有一种大空间的洁净，就像一个老庭院被仆役们洒扫过很久很久。无疑，这是典型的贡品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