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

樊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

这是最早明确记载云南茶的文献。《蛮书》，又名《云南志》，为唐代樊绰所著。樊绰生卒年月已不详，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樊绰任安南(今越南河内)经略使蔡袭幕僚（有的书中称樊绰任安南从事）。同年，南诏王世隆遣将攻安南，经略使王宽不能御，朝廷以湖南观察使蔡袭代王宽为经略使，将兵屯守， 樊绰随行。为了对付南诏，他受蔡袭之命，收集有关南诏历史和现状的材料，而后参考了袁滋的《云南记》、韦齐休的《云南行记》等书，写成了《云南志》，并委托张守忠转呈朝廷。公元863年南诏军攻陷交趾，蔡袭战死，家人、从官70余口， 皆死于战乱。樊绰于城陷时携带印信，浮水渡过富良江而走。次年六月受命任夔州（今四川奉节）都督府长史，复考察黔、泾、巴、夏四邑民族情况, 并参考《后汉书》、《夔城图经》、王通明《广异记》等书，著文附于此书第十卷后。

 

樊绰《云南志》流传至明朝，只有《永乐大典》中还有收录，名为《云南史记》。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从明朝解缙等编纂的《永乐大典》中将其辑出并精加整理，先用木活字排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名为《蛮书》，随后写入《四库全书》本，然后桐叶馆知不足斋鲍廷博又重刊，这是清代《蛮书》最早的几个本子。此后福建、广东有翻刻本，《云南备征志》亦收入。此外，还有李永清1941年作《蛮书校注》（未刊），残稿今藏云南省图书馆；1962年向达作《蛮书校注》；1995年木芹作《云南志补注》；1985年赵吕甫作《云南志校释》等版本。后来方国瑜先生在《滇南旧事》中考究此书时认为此书不能名《蛮书》，而应该称作《云南志》。此书的名称是《云南志》还是《蛮书》，史学界对此仍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

 

叫《蛮书》还是《云南志》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部书珍贵的史料价值。从该书的史料稀缺性看，它是保存到现在的最早、最详细、最有参考价值的关于南诏的史著。根据史料记载，唐人所撰的有关南诏史料的著作有未琯《云南事状》一卷，袁滋《云南记》五卷，韦齐休《云南行记》二卷，徐云虔《南诏录》三卷，达奚洪《云南风俗录》十卷，卢携《云南事状》一卷，窦滂《云南别录》一卷和樊绰的《云南志》十卷。到现在仅存的只有樊绰的《云南志》。因此从唐人所撰史料现今保存之程度看，在研究南诏史时，此书的史料价值无可取代。

对云南茶来说，此书的史料价值早有充分认识。它第一次确切记载了云南茶的产区（“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制造方法（“散收，无采造法”）和云南早期茶饮习俗（“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唐代，中国茶尚处于“命名”的发轫时期，云南茶的制作方法和品饮习俗上和内地是大致在一个发展水平上的，都在中国茶文化、茶产业发展的早期，只是制作方法上稍显落后。这则史料，更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它明确描述了云南茶的主产地：银生城界诸山。

“银生城”是唐初南诏国“银生节度”（唐代南诏国七节度之一）府所在地，即今景东彝族自治县城。“银生城界诸山”，即今景东彝族自治县城附近一定范围的各山，应该是景东县城西边的无量山和东边的哀牢山各地。而“蒙舍蛮”系唐代以洱海为中心的“六诏”之一的“南诏”居民，居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境内，广义讲今日普洱市景东县也在其列。因此，“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这句话，就是指南诏时，云南茶出产在以今日普洱市景东县为中心的无量山、哀牢山地区。

 

可是，今日普洱茶的主产区并不在这个地区，而是在这个地区更往南的普洱、版纳、临沧地区。是这则记载不确，还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普洱茶的主产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南移，这是值得探讨商榷的问题。

此外，据樊绰自述及其他记载，不能说明他曾经到过云南城镇，其活动只在交趾和四川，对云南，他并未亲身经历，关于云南的绝大部份资料，都是根据前人纪录。而前人对云南的记录，进入他著作此书的时候，已经过了上百年数十年不等的时间，而这段时间里，云南自然又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变化。所以，他对云南的记录，自然会有一些“变形”，并不能说完全准确。

不过，对于普洱茶来说，他的记载已经够了。因为他已经明确记录，在唐代，云南出茶，就在南诏国统治的无量、哀牢山的群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