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海茶厂、康藏茶厂、复兴茶厂...说起这些名字,茶友们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但如果说起它们如今的名字:勐海茶厂、下关茶厂、昆明茶厂,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如今普洱茶界赫赫有名的几大茶厂,大都诞生在民国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期间的艰辛与困难,是今日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今天,就来带各位茶友了解一下,民国时期的四大国营茶厂。
中国茶叶公司的成立与忧患
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英国人用在中国偷来的茶种和树苗,在殖民地印度的阿萨姆和大吉岭地区大量栽培茶叶,迅速成为中国茶叶最大的竞争对手。
由于印度茶叶的种植、采制到包装,都使用当时最先进的英国技术和机器,生产出的茶叶在当时称得上品质优良,质量稳定。
而反观国内,由于晚清时期和民国初期的政局动乱,各路军阀拦路设卡,从茶山到港口,茶叶运输要缴纳十几次厘金,直接导致中国茶叶价格飙升。
更糟糕的是,国内茶叶仍处于小农生产,品质参差不齐,再加上某些茶商搞起偷工减料,将桑树芽刷上染料混入茶叶,更导致中国茶在国际上的名声一落千丈。
中国茶叶逐渐式微的局面,一直僵持到了1937年,在这一年,吴觉农等仁人志士向南京政府请愿,成立了国家直属的中国茶叶公司。(以下简称中茶司)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中茶司集结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茶叶人才,如江西茶商葛敬应、浙江的庄晚芳、四川的茶叶巨头葛林中、吴国光等,阵容堪称豪华。
不过虽然人才济济,但受限于实际国情,各路豪杰都各怀心思,这股强大的力量,始终拧不到一股绳上,甚至还发生了内斗的现象。
如当时茶叶界德高望重,而且是中茶司发起人之一的吴觉农先生,就因为大公无私的品性,得罪了很多茶商,中茶司成立时仅被聘为总技师。
除了内忧,还有外患,中茶司成立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中茶司先后辗转武汉和重庆,规划在江浙闽徽等地的茶叶基地也先后沦陷。
在这种背景下,国内茶叶生产的中心,被迫从基础良好的东南地区,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广大内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茶司才发觉了云南丰富的茶叶资源。
一场大规模的茶叶生产建设运动,即将在云南拉开序幕,四大国营茶厂的前身:佛海茶厂、康藏茶厂等也将粉墨登场。
四大国营茶厂的亮相与落幕
1938年9月,郑鹤春和冯绍裘代表中茶司到云南做先行考察,并得到了云南经委会主席和建设厅厅长的大力支持。
1938年10月,一行人原本打算借助滇越铁路,考察墨江、普洱(时称普洱)、勐海(时称佛海)、临沧(时称缅宁)、凤庆等重要大叶茶产地。
但由于时间紧张,再加上交通闭塞,出行不便,便只细致考察部分地区,一边调研,一边采制鲜叶,试制样茶,滇茶的卓越品质,让考察团大为满意。
好消息传出后,中茶司的总经理寿景伟,和董事长卓宣谋都抵达昆明,与云南本地势力洽谈起了投资设厂的合作开发事宜。
不过由于时局紧张,各方都不愿多出资本,最后只筹来了十五万元的建厂资金,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又曾任十几项职务,从政经验丰富的郑鹤春为总经理。
1938年,“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茶司)正式运作,次年派遣冯绍裘赴顺宁建厂,范和钧先任宜良实验茶场场长,后赴勐海筹建茶厂。
云茶司早期的经营重心是外销茶,旗下的各家茶厂都在试制红茶,而勐海茶厂还为苏联人定制了一批老青砖,用来换取国内抗战紧缺的各类军火武器。
1939年十月,云茶司再次投入资金,在在昆明成立复兴茶厂(昆明茶厂前身),主产各类普洱茶,如复兴牌沱茶和福禄寿禧四喜方茶等。
1941年, 中茶司与蒙藏委员会的格桑家族合作,共同出资成立了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开始生产专供藏区的蘑菇沱紧茶,自此,四大国营茶厂全部亮相。
令人叹惋的是,虽然云茶司从成立起就在竭力运作,以茶叶换取宝贵外汇,支援祖国抗战,但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却只能渐行渐远。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大举入侵缅甸,云南也深陷其中,再加上数次大瘟疫、要道被毁、通货膨胀等负面影响,云南茶叶生产大幅衰落。
1948年,最后一家普洱茶传统茶庄歇业,四大茶厂的勉强经营也接近停产,1950年3月,云茶司及四大茶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管会接管。
自此,民国云南四大茶厂的时代正式落下帷幕。
这段历史已经远去,但在给当时给云南茶叶的推动作用,却是实实在在的,现代化茶厂的建立,云茶司十来年间的成功运作,都促进和整合了云南的现代茶产业。
在这几十年间,原先默默无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的江外临沧茶区,凭借其优秀的原料品质,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与版纳、思茅并立的三大茶区。
在这几十年内,坐拥顶级茶叶资源的云南,迎来了现代性的资本、经营和设备,首次拥有了现代化的茶业公司,和数个初步实现现代化生产的大型茶厂。
在这几十年内,勐海茶厂创始人范和均、滇红之父冯绍裘、云茶司首任经理郑鹤春等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到来,使云南茶业具备具备了人才智力上的初步基础。
这一切,都是民国时期的云南茶叶留给我们的巨大遗产,也标志着普洱茶现代产业和品牌文化意识的觉醒,一个更为现代化的普洱茶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