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初，荷兰人依托东印度公司的海外拓张，垄断了当时主要的海上贸易，成就了“海上马车夫”之名。在亚洲，荷兰人占领印度尼西亚，将其作为东西方贸易重要的中转站，从这里荷兰人将转运来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回了欧洲。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荷兰人独占了中国茶叶的进口贸易，除了运回本国供国内消费之外，还将茶叶出口到隔海相望的英国，成就了日后闻名于世的“英式下午茶”。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荷兰人在品茶、评茶以及传茶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日后欧洲掀起“饮茶热”奠定了舆论和市场需求基础。

     作为现今世界三大非酒精饮料的茶、咖啡和可可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随着荷兰的商船队进入了欧洲。不过，它们当时并不是日常消费的饮品，而是作为治疗某些疾病的特效药在专供药店出售。1684年8月31日的《哈勒姆报》中刊登过一则图书推介广告，其中就提到食疗的方法：茶叶、咖啡、巧克力等草药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可达到祛病强身目的。这一时期，荷兰有大量的出版物对茶叶的特性进行详细的阐述，对茶叶在荷兰乃至整个欧洲的推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671年，曾在东印度锡兰地区做过牧师的菲利普斯·保德（Philips Baelde）在回到荷兰之后，著书描写当地人的生活，当地人的饮茶习惯也因此被记录下来。在他的《东印度记事》中对茶叶有着这样的描述：茶叶品质的高低对价格的影响非常大，最好的茶叶来自中国江南地区，茶树叶在经过烘干处理之后，会散发出怡人的香味，整个东印度都有人在饮用。由于当时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多是通过荷占巴达维亚转运，加之海上路途遥远、多雨潮湿，茶叶极易变质，质量良莠不齐，所以书中提到的这一甄别方式能够帮助消费者挑选优良的茶叶品种，实为“茶文化入门”。当然，茶叶的药用价值才是作者关注的重点，由于荷兰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气候潮湿多雨，他指出，茶叶有助于除湿气、可去浮肿。此外，由于荷兰当地冬季多雨少阳，容易造成人困顿乏力，这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饮茶得到改善，饮茶4到5杯之后，人就会感到神清气爽。对比可可的提神作用，茶叶由于性温不会造成神经过度兴奋，因此男女都适宜饮用。显然，有着东印度工作、生活经历的保德对茶叶的功效是倍加推崇的，民众对于这样的科普也是喜闻乐见。

     除了现身说法之外，茶叶在17世纪开始流行与当时席卷欧洲的“中国风”不无关系，从中国运来的物件、植物，舶来的理论都被视为珍宝。当时的荷兰医学界借着这股“东风”，对茶叶的药用价值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临床试验。1684年，荷兰著名的药学家、博物学家史蒂芬·布兰卡特（Steven Blankaart）撰写了《关于痛风的论述：病因与治疗——使用中国、日本的针灸与药灸疗法》一书，不仅介绍了中医的物理疗法，对茶叶辅助治疗痛风的疗效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史蒂芬认为茶叶是治疗痛风最好的饮料，茶叶中富含“茶碱”（荷兰语Alcali），这一成分能够中和体内的酸性物质，达到治疗痛风的目的。除了茶叶本身具有的药用价值之外，饮茶这一生活习惯亦对治疗痛风有着积极的作用。首先，饮茶使用的热水能够缓解疼痛，加速血液循环。其次，通过饮茶能够将体内多余的盐分以及酸性物质通过尿液以及汗液的形式排除。布兰卡特对茶叶功效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并没有夸大茶叶治病的疗效，即便是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他的“饮茶治病”理论也相当具有说服力。1686年，他同其好友著名的“药圣”柯奈利斯·庞德谷（Cornelis Bontekoe）合作著书《茶的正确饮用和滥用》，其中系统梳理了茶叶对人体的25种功效：清血、去噩梦、醒脑、去头疼、消水肿、明目、增强记忆、通便、去肝火、祛风湿等。显然，这些极具中医特色的解释并不是原创，书中亦有提及：许多功效是根据在东印度工作过的人员口述而成，这些功效同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对于茶的介绍如出一辙。很明显，在贸易往来的背后，更多非物质的交流已经形成，中西交流在那时已经达到一定的深度。

     在这些医生以及使用者的极力追捧下，茶叶慢慢为大众所熟知，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商品。但在被普罗大众接受之前，身为“时尚先锋”的荷兰贵族就已经对茶叶的功效早有耳闻，并且在他们朋友圈中传开，这一时间至少比“茶叶的大众化消费”至少早上30年。17世纪荷兰贵族的典型代表是惠更斯家族，在其家族公开的书信往来中常会看到与友人谈论茶的细节。1645年10月25日，身为外交官、诗人、建筑师的康斯坦丁·惠更斯（Constantijn Huygens）给自己朋友法学家迪克·赫拉斯温可（Dirk Graswinckel) 写信道：“给我再寄些茶来吧，之前给我的那些我送了人。”寥寥几语透露出的信息颇多。首先，当时荷兰的茶叶并不十分普及，需要“托关系”才能搞到；其次，茶叶在当时上层社会是馈赠友人的佳品，较受青睐；其三，惠更斯这样的贵族阶级已经形成了饮茶习惯，对茶叶有着一定的需求。这样的例子在其书信中也屡见不鲜。1662年4月12日，惠更斯身患重病的朋友，亦是当时的“荷兰首富”柯奈利斯·范·阿森（Cornelis van Aerssen)给其写信道：“我发烧得很严重，莱顿的医师依旧在给我希望，但法国的医生看到我消瘦的样子，认为情况不妙，我觉得他是对的……茶我现在也喝得不多，喝下去让我感到有些不适。”很不幸，这位首富在同年11月便离开了人世。茶叶虽然没能挽救他的性命，但作为一种延年益寿、增强体质，甚至是“起死回生”的药物已经在贵族圈中传开，俨然形成一种养身风尚。康斯坦丁·惠更斯的大儿子康斯坦丁·惠更斯二世（Constantijn Huygens Jr.）给他的弟弟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也曾推荐过茶叶，在信中谈及坚持饮茶之后，牙疼的问题彻底消失，希望饮茶也能够解决其弟精神萎靡不振的困扰。

     不过，茶叶作为一种新鲜事物进入荷兰，社会关于其功效的讨论非常广泛，其中也不乏反对的声音。之前提到的“药圣”庞德谷是当时荷兰茶叶最卖力的“推销员”，不但著书研究茶叶理论，并且身体力行坚持饮茶，他每天的饮用量竟然达到100至200杯之巨，并且宣称只要坚持食用足够好的食物（茶），人是可以永生的。当然，他的饮茶习惯从古到今都遭到质疑，甚至当时有人认为他收了东印度公司的好处，拓展荷兰的茶叶市场。然而，他凭借着自己的喜好，滥用茶叶，最后导致走楼梯时腿脚无力，跌落致死，这便是对其“饮茶至上”论最大的讽刺，多年过后依旧是人们日常的谈资。

     其实，多数荷兰人并没有对茶叶诸多有益身体的功效产生质疑，他们批判的是当时社会上的“唯茶叶论”以及饮茶所致的奢靡之风。这些情绪不仅表现在同行医师的著作中，在大众喜闻乐见的剧作中，对上层社会痴迷于饮茶的社会怪相也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其中最经典的剧目莫过于1701年艾弗尔·拜罗伊特·德·孔斯特（Yver Bloeid De Konst）的《茶痴女》（Theezieke Juffers）。透过此剧本以及同一时期的诸多画作来看，妇女们是当时饮茶的主力军，喝茶提供了她们社交的机会，甚至是一场庄重的仪式：每天下午2、3点，女茶友聚在一起，小口抿吸着茶水，发出“吱吱”的声响，这便是对主人款待最为礼貌的答谢。饮茶时亦会搭配糕点，10到20杯下肚之后（亦说40至50杯）再饮些白兰地，待到微醺，男男女女吸上几口烟，一副极度奢靡的画面。显然，这种生活方式会引发诸多家庭矛盾，女人们只顾社交、疏于家务，丈夫们只得前往酒馆或者是咖啡厅寻找慰藉，家庭已经处于支离破碎的边缘。反对者对于这种滥用茶叶的生活方式极为反感，在书中或者画作中直接表现出对“饮茶文化”的不满。物极必反，饮茶的社会功能在当时发展成病态的模式，也从侧面看出中国茶叶在当时上层社会的风靡。但多数的荷兰人能够较为理智地看待这一问题，认为茶叶本身的功效和保健作用毋庸置疑，鲜有医生或作家表示饮茶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

     然而，受限于茶叶贸易量以及高高在上的价格，17世纪的“饮茶风”还只存在于少数圈子，仅限于当时的贵族、商人、医师、船员及其家属。1728年12月5日，荷兰“水手号角”号商船从荷兰德克赛尔直接起航前往广州进行贸易，被允许通过广州十三行的商人采购中国商品，才标志着荷兰开始拥有了同中国直接通商的权利。1729年至1734年之间，中荷之间直接的茶叶贸易发展迅猛，东印度公司一共9艘商船来到中国，将总共135万斤茶叶运回荷兰，占货物总价值的73.9%，净利润达到约240万荷兰盾，交易的支付方式则直接使用白银。这一时期，仅荷兰运回欧洲的茶叶量便如此之巨，可见茶叶已经在欧洲开始普及，人们对茶叶的认识以及对饮茶文化的认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由于全球货物的流通以及货币的交换，那时的中国其实也有意无意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物西传更是加速了欧洲对于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抽象的中国形象越来越具体，直至成为欧洲人触手可及的“生活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