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片领还将自己管辖的地区划分为若干个勐（坝区）和若干个火圈（山区）。各个勐和火圈的村寨有很细很明确的社会分工，各自承担专业性劳役与农业性劳役，专业性劳役包括专门为召片领出门服务、专门为召片领及其王室盖房，专门驮盐、专门驮茶、专门修路等10多个门类，山区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基诺族等居住的村寨召片领也安排任命了自己信任的人当叭、乍、先，山区（火圈）各个民族各个村寨承担的农业性劳役就包括种茶，以及定期为召片领及其王室送山珍，送野兽肉等，而解放初期民族工作队的调查资料记有，直到民国初年山区有茶园的村寨还要向坝区傣族土司交纳茶叶，有的寨子交50筒，有的交30筒。

 

有召勐、叭童竜、叭、乍、先这样的大小官管理各村寨，各个村寨的农业生产和劳役服务就是有序的，召片领要实施一项大计划、发展一个长久的大产业是比较容易的。明代以前像召勐、叭竜、叭、乍、先这样的组织形式在召片领管辖的澜沧江以西今勐海、景洪和澜沧江东岸的六大茶山一带已经存在（勐海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所以直到1950年西双版纳还有10万亩古茶园也就不难解释。

它形成的条件是：广大土地是召片领的，召片领的王位是世袭的，大面积发展茶叶的规划是召片领安排认可的，管理各个村寨、各个坝子、各个山头的叭、乍、先都是召片领的亲属或信任的人，还有最关键的是坝区的傣族一千多年来从未与山区的布朗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等发生过战争，民族关系和睦、社会和谐安宁，召片领制定的大面积种茶的规划能够长久坚持、执行。各个民族长期种茶，二百年、五百年以后10万亩大茶山自然就可形成。

 

我们再来看普洱、思茅的情况，普洱、思茅明代以前归大理政权管辖，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划归车里宣慰司后，一直到明朝结束，车里宣慰也未能在普洱、思茅建起叭、乍、先这样的组织形式。因为普洱、思茅不是车里宣慰司的世袭领地，这里没有他的血缘宗亲，而另一个傣族集团元江那氏傣族土司在普洱却有很大的势力，有元江那氏的牵制，车里宣慰司在普洱、思茅从上到下就没能建起一个可掌控、可指挥的亲信政权组织网，这样车里宣慰司的最高统治者想在普洱、思茅发展几个大茶山就没那么容易，要推行村村种茶、寨寨种茶的计划就有难度，发展万亩茶园，种要有人安排，销要有人来协调，茶农不可能单人独户地背着茶到大理、丽江、西蕃去卖。

车里宣慰司未能在普洱、思茅建立起叭、乍、先这样的政权网，除了这块土地是新划入的，这里没有血缘宗亲关系网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紧连着普洱的景东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已建立了流官政权，还驻有大量的明军，明洪武十七年后普洱、思茅已有汉人迁入，汉文化已传入普洱、思茅，这些对车里的傣族统治者有牵制影响，车里宣慰无法用澜沧江西岸（今勐海、景洪）和东岸旧辖地六大茶山一带的方法来管理普洱、思茅这一块新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