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普洱茶茶区

 

　　云南普洱茶茶区，有其历史渊源，茶区面积是比较大的，这里介绍与讨论的是四个较大的普洱茶茶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与保山，当然，这里并无褒贬谁之意，且疏漏也再所难免。

 

　　古“六大茶山”之于普洱茶，名冠世界，不用多解释，但由于历史的变迁，现在要准确定位某某山，确不是易事。其它的，我们应该知道更多的普洱茶区，它们是幕后英雄，产品名遍天下，自己似乎默默无闻。实际上，云南主要的几大普洱茶茶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都为云南普洱茶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双版纳茶区造就了早期的西双版纳私人茶庄，以及现代的猛海茶厂；思茅之普洱，古老的加工与集散地，与普洱茶的渊源自不必说，许多老茶人回忆，早期（1920-1940年代）私人茶庄花费颇多请思茅的揉茶技师一事，可见思茅当时加工技术之优良；加之制造贡茶的历史，有人说“普洱不产茶”，似乎也是片面之语。很长的期间，普洱以加工技术及交易集市为核心，以普洱为中心的思茅地区，制茶业与种茶业都应该是成规模的。而历史文献说，运输到普洱加工及交易的茶叶，“近者二日，远者数月”；也说茶山距离是“周八百里”。可见，普洱茶区也是巨大的。

 

　　临沧、保山茶区，古为永昌府，是云南用茶的鼻祖“蒙舍蛮”（唐代，云南南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蒙舍诏人）的起源与重要活动区域，可以说滇西茶区（现代的临沧、保山茶区及德宏茶区）过去是古茶区，近现代则是下关茶厂（前期康藏茶厂）的主要原料供货商，也可以说是云南紧压茶的重要支柱之一。下面的论述摘自普洱茶未受炒作之年代，可见一斑：

 

　　《制茶学》（主编：安徽农学院陈椽，1979年11月第1版）P262，“一、云南紧压茶”

 

　　“云南是我国的古老的茶区，也是世界茶树原产地。茶叶生产历史悠久，质量极佳。历史上以生产紧茶、饼茶、圆茶、方茶著名。普洱茶远销东南亚各国和日本、意大利、法国等，紧茶、饼茶、圆茶主销西藏和本省藏族地区，年产量近10万担。”

 

　　“目前主要集中在滇西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下关茶厂加工，猛海、昆明茶厂也有部分生产，但下关茶厂产量最大，年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74%左右。”

 

　　上述这段摘录，反映的是70年代云南紧压茶的一个片断。现在，西双版纳、思茅、临沧等地，都发现千年以上的野生古茶树群落，树龄最长的有两千多年，特别是思茅澜沧的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与临沧地区的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最具代表意义。因而，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认为西双版纳或是思茅是普洱茶的唯一原产地，都是十分片面的。可以肯定地说，这四大茶区（或更广泛一点的相临周边区域）都是普洱茶的原产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普洱茶是云南民族传统工艺茶，从云南民族文化历史来看，四大茶区的少数民族的迁移融合及交流，也才造就了神奇的普洱茶。

 

　　总之，笔者认为，云南南路茶区（西双版纳、思茅茶区）与西路茶区（临沧、保山及德宏茶区，以及大理南涧等地茶区），都属古老茶区，没必要厚此薄彼，更不能像以前有的信息，误导消费者，炒作某一很小的区域，打压其它区域。实际上，四大茶区的茶箐、地理环境与民族加工工艺各具特色，才构成了的灿烂的普洱茶文化。普洱茶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结晶，后面笔者要谈到的传统工艺与自然发酵可以证实这一点。

 

　　二、普洱团饼茶的历史脉络

 

　　普洱茶名称的出现在明朝，明代谢肇制的《滇略》卷三中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说明，明朝期间云南紧压茶是鼎盛的。

 

　　然而，普洱茶历史上的开篇文章在唐代樊绰的《蛮书》中，其卷三云：“茶出银生成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唐朝时期，南昭国是云南的地方政权，蒙舍蛮是南昭国的主要力量，受唐王朝扶植，它们间的交往是密切的，蒙舍蛮的这种饮茶方式，在唐朝也是普及的，甚至成了大唐市民们的习俗，虽然陆羽觉得不屑一顾，但是其《茶经》里却作了重要记载。

 

　　云南利用茶叶的历史早于唐代，在三国的《七诲》里提到了“南中茶子”，南中相当于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而要说到云南茶叶的重要发展，或者说普洱茶的成型，我认为是盛唐汉文化与南诏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至于说更早的关于古滇国用茶的历史还有待考证。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用茶是在巴蜀，特别是巴，三国《广雅》就载有荆巴间采茶作饼的史料。古滇国、南诏与巴蜀的交往与争战，对云南茶叶的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陆羽《茶经》里没有直接记载云南茶区，应该是与当时南诏国是地方自治政权有关，而且南诏初期，云南之地是少数民族部落割据的，后来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也是时而和平共处，时而争战不断。

 

　　《蛮书》记载“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说明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制茶用的是初级的晒青茶工艺，采摘不讲究，制造也就是最简单的日晒，在樊绰（出史南诏的唐朝使者）看来，这也是与唐朝饼茶的制茶工艺（蒸青制茶）相比而言的。

 

　　在云南民间走访，许多少数民族不知道什么是普洱茶，说晒青茶，他们却十分熟悉，并称之为“老黑茶”，是他们“原生与本土”的重要饮料，以及重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一千多年以来，积淀、传承与发扬的晒青茶工艺是普洱茶的基础。而晒青茶古老的品饮方式，目前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仍有流传，如佤族、拉祜族的烤茶、土锅茶，白族的“三道茶”，纳西族德“龙虎斗茶”等。

 

　　笔者认为，南诏时由于地理与人文环境，少数民族粗陋的晒青茶工艺，交通运输不便等诸多因素影响，蒙舍蛮作为南诏政治中心的王族，他们在获得团饼茶的知识后，结合对外交流的需求，推动了他们采用初制晒青毛茶，“蒸而团之”制造紧压茶的历史。

 

　　唐朝时，散茶加姜桂混合烹饮的方式是一种大众习俗，而团饼茶的品饮则被认为是一种进步与时尚，蒙舍蛮会模仿这些时尚，制造饼茶，但由于茶山山高路远，加工运输困难，因而形成了“晒青饼茶”的加工方式，而不是唐朝的蒸青饼茶。

 

　　蒙氏的南诏国，在统一洱海地区后，在洱海之滨建太和城，设上下两关，上关为龙头关（即现在的大理古城），下关为龙尾关（也称龙尾城，即现在的下关城）。蒙氏开创了“晒青饼茶”，古永昌地区、洱海地区也就成为了重要的产茶与制茶基地，也为下关打下了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后来，南诏势力扩充到银生节度，云南的四大茶区也就初步成型了。

 

　　蒙氏帝王传了十三世，共二百五十年，而后被郑氏、赵氏及杨氏篡位。接着南诏的通海（现玉溪地区通海县）节度使段思平，在滇东南三十七蛮部的支持下，讨伐杨氏成功，开创了段氏大理国时代，段氏仍然以大理为国都。据《道光云南志钞》载：大理国传了几代后，宋兴，宋太祖干德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取滇献之，宋太祖鉴于唐南诏之祸，觉得“南蛮”不易统治，才有了宋挥玉斧的典故（宋太祖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此，段氏得以久居云南，中国竟以外域视之，不知所谓大理国矣。因而大理国就成了南诏国的延续，蒙氏的“晒青饼茶”加工方法自然得以传承。

 

　　到了元朝，元世祖平云南后，元朝派王族到云南执政，少数民族也被迫迁移，有的到了更边远所谓充满瘴气的边疆，蒙氏加工方法与习俗则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流传。

 

　　在明代，明王朝大力援助云南，云南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有了广泛的交流，蒙氏“晒青紧压茶”在云南得到大普及。明朝谢肇制的《滇略》才有了“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的记载。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地，交通不便，消费习俗转换也没有中原地区快，明朱元璋下诏废除团饼茶兴散茶，并未影响云南的紧压茶，因而，云南紧压茶得以保留。

 

　　明朝以后，人们对普洱茶养生保健效果的逐步认识，名著《红楼梦》中就有了记述的普洱茶消食保健的功效，甚至，焖一罐普洱茶成为一种时尚；而科技著作《物理小识》、《本草纲目拾遗》等也有了相关记述。这样，普洱茶不仅没有随其它团饼茶衰落，反而在清朝得以发展，甚至成为了贡茶。

 

　　以上就是普洱茶（团饼茶）继承唐朝饼茶历史，而在明清两代得以发展的历史脉络。

 

　　三、盛唐、南诏与普洱茶

 

　　很多普洱茶史的研究者在提到《蛮书》时，只注意到了“茶出银生城界诸山”，他们只注意到了地域概念----什么地方产茶。而忽视了其它四个重要的环节：

 

　　加工工艺

 

　　品饮习俗

 

　　民族：蒙舍蛮

 

　　历史背景：盛唐与南昭国

 

　　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会获得许多有趣的结论。

 

　　关于蒙舍蛮

 

　　秦汉以来，云南为益州郡，而益州包含滇与巴蜀之地，益州郡为益州的一部分。据《滇考》载，“汉武帝平滇，初置益州郡，益州刺史治成都，兼理滇、蜀。至三国，诸葛亮南征，破孟获平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以别于益州之名。诸葛亮班师，立南征碑纪念其功绩，立铁柱镇诸蛮，后分设建宁、兴古、永昌、云南四郡，“永昌”即现在的保山、临沧地区及德宏州。“云南”为现在的大理地区。

 

　　永昌以其悠久的哀牢文化孕育了蒙舍诏。“诏”者王也，据《云南志》载，蒙舍诏自言源于永昌沙壹，而永昌的哀牢人有北迁至巍山者，久而久之，与原居此地的昆明人融合始称为“蒙舍蛮”。巍山也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南诏发源之圣地。南诏初期，滇西有六诏，蒙舍诏在其它五诏之南，所以称为南诏。

 

　　唐王朝为了遏制吐蕃势力，采取了扶持地方势力的策略，永昌与吐蕃最为接近，蒙舍诏自然就获得了青睐与大力扶持。经过一系列的征战与兼并，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蒙舍诏统一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唐册封皮罗格为云南王，天宝七载，阎罗凤册袭云南王。随后，阎罗凤奉唐朝之命，兼并滇池区，统一云南。贞元十年，唐置云南安抚使司，并册封异牟寻为云南安抚使司的土长-----南诏王，至此南诏称雄于中国西南边疆。